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談文保 曾獲季羨林稱贊

樊錦詩，祖籍浙江，1938年生于上海，求學于北京。1963年，25歲的樊錦詩從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慕敦煌石窟之名去實習，為敦煌研究院的創始者常書鴻先生所挽留，于當年9月再赴敦煌，從此扎根大漠，守護莫高窟半個多世紀。如今，她是敦煌研究院院長，敦煌學研究權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學保護和管理，被譽為“敦煌的女兒”。日前，在敦煌研究院，記者面對面見到這位考古學界的傳奇人物、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掌門人。76歲的她滿頭短短的銀發，瘦小，卻不瘦弱，對于個人的敘述她總是淡然帶過，但一當講述敦煌，她就露出了難得一展的笑顏，充滿了自豪。

事業與愛情在大漠綻放

還沒進敦煌，就讀過樊錦詩的愛情故事，也從考古界的朋友處了解到一些她跟同為考古學家的先生彭金章之間的故事：大學畢業前夕，偷偷將父親寫給北大的抗議信藏了起來，背個背包就義無反顧去了敦煌的樊錦詩那時已經與彭金章談了戀愛，她答應他，去敦煌看看就回到他身邊，回到他畢業分配所在的武漢大學。

1967年，兩人結婚，樊錦詩在敦煌住土洞、吃雜糧，但“敦煌的洞太美了，每一個都美不勝收”，她離不開了，沒回；1968年，大兒子出生，一個人帶著孩子，白天去窟里做研究，孩子留在家里，用被子堆著在床邊防摔，卻一次次掉下來。到后來孩子大一點能走路了，寧愿用繩子拴著。樊錦詩就這樣磕磕絆絆的，一邊心疼兒子，一邊利用自己的考古專業，牽頭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斷代的研究工作。后來，二兒子出生了，放到河北農村的姑媽家。1986年，兩人分別23年，正值敦煌申遺，樊錦詩日夜準備申請材料，根本不可能回。彭金章收拾了行囊，放棄了自己在武漢大學開創的考古專業，去了敦煌，分處河北、武漢和敦煌的一家四口終于團聚。但樊錦詩顧得了申遺卻顧不上家人，她對此充滿歉意，稱彭金章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丈夫”。到了敦煌后，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的6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歷時7年，探明了北窟供僧人修行、居住和死后埋葬，與禮佛窟集中分布的南區形成功能上的分工，并發掘出了9種民族文字的文獻，填補了考古學領域的諸多空白點。

季羨林贊譽：“前有常書鴻，后有樊錦詩”

讓樊錦詩在23年里寧愿放棄家庭團聚也舍不下的，是敦煌石窟的藝術和學術價值。“敦煌不好說。”樊錦詩難得柔和地笑，眼睛里卻閃著驕傲的光芒。“既有從4世紀到14世紀連續一千年不斷地建造，連續一千年畫的石窟藝術寶庫（建筑、雕塑、壁畫），又有藏文獻的藏經洞，這樣的文化遺產，全中國、全世界可能只有一處。僅從壁畫來說，它不僅是精美的藝術，同時還涉及到宗教、文化，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旅行交通、音樂、舞蹈、建筑、山水畫等等方面，內容廣闊，博大精深。而藏經洞文獻的發現，對20世紀學術研究的發展，意義更為重大。它幾乎包括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各方面，稱得上是百科全書式的文獻。”

然而這5萬多件文物，于1900年6月22日，經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箓無意間發現后不久即慘遭劫掠。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險家先后以不公正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洞文物，致使絕大部分文物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國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僅有少部分保存于國內，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學大師陳寅恪因此慨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然而這傷心史經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的不斷努力，終于改變。樊錦詩說， 1983年，由季羨林擔任會長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后，中國敦煌學在季羨林先生的引領下，歷經30多年努力，到2000年藏經洞發現百年之際，“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世界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藝術、敦煌文學、敦煌歷史地理、敦煌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明顯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2000年，在回眸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等第一代敦煌學者奠下基礎的百年敦煌學之余，樊錦詩用“千年新輝煌”信心滿滿地展望敦煌學的未來，她以敦煌研究院院長和敦煌學研究權威的身份，提出了敦煌學未來的研究方向，一共9個方面，包括“多視角、多學科的縱深發展”、“用電腦、3D技術逼真模擬再現現有成果”、“把敦煌石窟藝術置于整個世界文化傳播和發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傳播圈大背景下研究”；“用計算機、高科技保存壁畫”等。這些充滿了預見性的學術設想，到今日大多都已實現。季羨林先生將樊錦詩對敦煌的貢獻喻為“功德無量”，曾贊譽她守護、弘揚敦煌文化，“前有常書鴻，后有樊錦詩”。

但樊錦詩將季羨林的這句話看作是對歷代敦煌守護者無私付出的勉勵，她說：“季老的贊揚，常先生是實至名歸，至于我則愧不敢當。”

開創“數字化”敦煌 永久保存

敦煌研究院掩映在兩排高高的白楊樹林里。采訪時正值高原仲春，花朵開得遲，院里還綻放著紫色紅色的花兒。但這難得的春色，在采訪結束后大約半小時時間內轉眼便消失無蹤，我們在莫高窟前，眼睜睜看著黃沙彌漫，到最后即便躲在出租車里，連牙縫都灌滿了沙土。20年一遇的沙塵暴轉瞬間使得整個三危山和附近的鳴沙山、月牙泉一帶遮天蔽日，白日瞬間變為無邊暗夜。

而這，不過是我們恰巧碰到的莫高窟的艱難之萬分之一點。25歲的樊錦詩，在敦煌守了20年，才守來了電。“1981年才有電，看電視都到了1986年以后，離現在也就是不到30年的光景。完全是在一個很閉塞的環境里，還有刮風。你也不可能整天看洞，散步。那時候也沒有電話，不像現在拿著手機隨時可以打，就我們所長辦公室有電話。交通也很不方便，我們現在出差坐飛機，那時候哪有飛機，坐火車都不方便，火車站離這里還有130多公里。那個時候火車的速度慢，從這個地方到蘭州得一天一夜，到鄭州得兩天兩夜，到上海得60個鐘頭以上。”苦行僧般的日子，令周圍的百姓很費解，樊錦詩說：“他們都問我們是不是和尚，我就問他們，你們見過和尚留頭發的嗎？”

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護者，就這樣扎根于這座石窟前的大漠里。常書鴻、段文杰是樊錦詩的前輩，她回憶自己1962年到敦煌實習時的情景說：“原來想的都是中學課本里，報告文學和展覽里的敦煌，覺得特別好。一想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覺得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常書鴻、段文杰，想著他們一定挺派頭的，住的估計也是窗明幾凈的。來時一看，完全不是這樣的。”

樊錦詩曾說過，作為一個獻身敦煌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倘若敦煌石窟在我們手中得不到保護，我們就會成為千古罪人；如果我們有效地保護了它，讓它世代延續，我們就無愧于中華民族，無愧于子孫后代。2003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樊錦詩提交了敦煌石窟數字化保護的提案，就是因為，任何的事物都有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盡管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經在用世界一流的方法科學保護敦煌石窟，但卻無法預計，它們會在哪一天消失。而數字化的檔案是永遠的。

歷經11年，今年7月，包含在這一提案中的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將開放，并將以數字化方式展示敦煌，讓游客在直徑18米的穹幕里感受到敦煌洞窟的實景還原。樊錦詩說：“這個做法，是有利于洞窟，也有利于觀眾。這也是對地方政府、地方旅游的一個支持。”這樣的安排可以減少游客在洞窟里所待的時間，從而減少了二氧化碳、體溫等對壁畫造成的損害影響，同時，又可以提高參觀人數，平衡了敦煌石窟的開放與保護問題。它終于圓滿了樊錦詩“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夢想。（記者 龍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