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男子花3000萬建抗戰(zhàn)博物館 將赴日參展

14分鐘的短片，成為心中的痛

說起為什么建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時，吳先斌笑了。

“許多人都會問我，你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后代嗎，我說不是；你是抗戰(zhàn)老兵的后代嗎，我答，也不是；你是八路軍、新四軍的后代嗎，我回答，什么都不是。有時候為了滿足大家的一些好奇心，我矯情地回答：“我是南京城的后代。”收起笑容，他告訴現(xiàn)代快報記者，每當回答這個問題時，他都會想起1983年的那個冬天。

那時候，吳先斌還是一個20出頭的毛頭小伙，在南京大學電教室工作。

一天臨近下班的時候，他桌子上的電話響了，領導幾乎用命令的口氣說：“你不能下班，馬上有位歷史系的老師拿一盤從美國弄回來的內(nèi)部材料，必須在專業(yè)的設備上才能播放，你得把這件事處理好。”無奈的他留了下來，沒多久，就見老主任陪著一位非常清瘦的老師來了。吳先斌將磁盤放進錄像機內(nèi)，屏幕上出現(xiàn)的畫面既無注名，也沒聲音，整個影片沒有一句敘說結(jié)構的描述，只有一段段剪輯而成的生硬畫面，“畫面中人物痛苦的表情告訴我這座城市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老師說，這是馬吉先生在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期間拍攝的14分鐘短片。

14分鐘，讓吳先斌感覺窒息。

“后來，我知道了這位老師的名字叫高興祖，一個令所有研究近代史的人肅然起敬的名字。”吳先斌說，這段無聲短片一直在他心中揮之不去。

一本舊畫冊，間接促成了“民間抗戰(zhàn)博物館”

一晃10幾年過去了，吳先斌迷上了逛朝天宮古玩市場，“也談不上什么古董，就是喜歡買一些老南京的玩意兒。生活在這個城市這么多年，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這個城市的過去。”

2004年的12月，他又去了，可是具體幾號，他記不清了。

印象中，那天他轉(zhuǎn)了幾圈都沒發(fā)現(xiàn)什么。

就在一無所獲時，一陣“南腔”與“北調(diào)”的對話，吸引了他的注意。“北調(diào)”說：“這是你們南京的東西，你還嫌貴了？”“南腔”答：“就是南京的東西也不值一萬二啊？”

聞言，吳先斌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循聲望去，在一個東北人的地攤上有一位南京人舉著一本泛黃、殘缺不堪的畫冊，雙方正在討價還價。出于對高額叫價的好奇，他湊了過去。

由于價格談不攏，那位南京人無奈地離開了。

撿起那本沒被買走的舊畫冊，吳先斌看到了一張既熟悉又陌生的照片，熟悉的是照片主位置上的中央大學大禮堂，陌生的是校園中沒有一個學子，有的是持槍荷彈、充滿殺氣的日本兵。吳先斌說，當時他感覺到了陣陣寒氣。

但“熱血總是能戰(zhàn)勝寒冷”的，最終吳先斌花一萬元買下了這本畫冊。

當天晚上，他徹夜未眠，“我對那段痛苦的歷史了解也僅限于教科書，概念清楚細節(jié)模糊，我得找個專家問問。”

經(jīng)朋友介紹，他認識了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連紅，當時，張教授說，“我們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還是很落后，且落后于日本。”

“我們長期以來研究的都是宏觀史，微觀史無人問津，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我們國家一直都是以公職人員為主導的研究隊伍，沒有社會力量的參與，而研究微觀史恰恰是要社會各種人員的參與……”聽著張連紅的話，吳先斌非常吃驚，從此，他開始專門搜集抗戰(zhàn)方面的史料。

2006年，為了心中那個“知道”，也為了讓更多人了解“知道”，南京民間抗日戰(zhàn)爭博物館通過審批，在安德門附近“問世”了。

博物館很個性，珍藏了3700多件珍貴文物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民間抗戰(zhàn)博物館的開館，還曾入了“南京市建國六十周年大事記”。曾經(jīng)，“企業(yè)家吳先斌開辦民間抗戰(zhàn)博物館有什么社會意義”是江寧區(qū)學生初中升高中會考模擬試卷的一道試題。

吳先斌認為，這是這個城授予他的一面“沒有公章的獎狀”。

與國內(nèi)大多數(shù)博物館一樣，周一閉館，其它時間免費開放，只是這個博物館的裝潢充滿了個性。

黑色的外墻，上面印有一面超大國旗。

“一個沒有危機感的民族是無望和無救的。”入口處墻上鐫刻著田漢的名言警句，震撼著每一位參觀者的心靈。

走進展廳，迎門是堵墻，上面鐫刻了巨幅《義勇軍進行曲》詞譜，懾人心魄；側(cè)面懸掛著的72張神情各異的幸存者照片，均為吳先斌采訪時所攝，象征著當年那段黑暗的大屠殺史；雪白的墻上，參觀者筆跡各異的簽名和留言，則是一種無聲的震撼。

“這個博物館里，你可以感受到我個人的濃濃情感，我這里沒有標語口號，只有文物在講述歷史。”他說，他這個館里現(xiàn)在已有3700多件珍貴文物，4萬余冊抗戰(zhàn)類書籍，其中關于抗戰(zhàn)歷史的孤本善本就有2000多本。

“這也算是我給南京城留下的一筆財富吧。”吳先斌抬起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