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經濟邪教”不斷升級變種呈“進化”趨勢

打“國家項目”旗號進行“拜金洗腦”

與過去實物傳銷、人人喊打的“老鼠會”不同，如今傳銷活動不斷變種，往往披上“資本運作”等時髦外衣，或者打著“國家項目”旗號進行“拜金洗腦”，蠱惑性極強。

據合肥市包河區檢察院辦案人員介紹，王麗娟之所以能夠吸引近萬人“入伙”，靠的是“國家項目”的包裝和煽動“畸形拜金”。王麗娟的傳銷項目名為“資本運作”，又稱“連鎖經營”，只要一次投資3800元到69800元，發展3名下線，一年后便可得到380萬元至1040萬元的回報。

她號稱這一項目是國家“暗中支持”的合法項目，“投資”都用于國家建設，并通過宣傳圖冊和現場考察等方式，把合肥濱湖新區、政務區等新城區的建設項目都謊稱為傳銷投資建設的項目。“投入一年精力，省下幾十年奮斗。“我們是沒有圍墻的黃埔軍校，加入就是老板。”“超高回報率”加上王麗娟極具針對性的“成功學”煽動誘惑，很多人“不勞而獲”、“一年暴富”的畸形發財欲望被勾起，加入組織后又被培訓成傳銷骨干，使下線迅速擴張。

為了強化精神控制，傳銷組織宣揚自己是精英團隊，傳銷頭目往往把自己包裝成經濟、社會地位崇高的成功人士，平日住別墅、開豪車，并要求組織骨干效仿，即使還沒騙到多少“下線費”，也要按揭買奔馳車，給底層下線樹立“愿景、榜樣”。“造夢”同時，組織內部還有一整套教育、培訓方案，定期上課學習營銷學、成功學、心理學，定期組織交流討論，并要求行業人員互助自律。這些看起來“積極向上”的東西更有迷惑性。

組織嚴密煽動性強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傳銷組織還表現出管理精細化、組織專業化的“進化趨勢”。王麗娟傳銷案就具有該特點。據辦案人員介紹，早在2009年“創業”不久，高中學歷的王麗娟就感覺“組織發展太快，自己能力跟不上”，于是“在職”攻讀清華大學EM BA。

運用現代管理知識，王麗娟打造的傳銷體系更加嚴密，手段更為隱蔽。據調查，在王麗娟之下，設有人事總裁、教育總監、自律總監、申購總監、產品總監，往下各層級也有相應崗位，組織統一服裝、統一手機號碼段，從拉人、洗腦、收錢、培訓、考核到獎懲，形成一個目標明確的完整控制體系。

在多年的逃避打擊過程中，傳銷組織還發展出一套“風險控制體系”：本地人“不好控制、容易出事”，本省戶籍的一個不要，“跨省聚集傳銷”降低風險；底層下線不經允許不能請假外出、聚餐，相互不串連，不得與本地人發生矛盾等。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傳銷組織體系十分嚴密，利用微信、Q Q等社交工具“虛擬抱團”，組織動員能力極強。一些基層打傳干部和公安干警認為，目前傳銷已經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是蔓延發展成為了社會問題。

據合肥市打傳辦的統計，自2010年以來，合肥市每年都會發生多起傳銷人員聚集對抗政府打擊的群體事件。起初，傳銷人員與政府執法人員對抗還只限于簡單的辱罵和個別肢體沖突，但后來暴力對抗的次數越來越多，甚至發展到毆打政府執法人員。利用微信等社交圈，傳銷人員快速動員能力極強，有時短短幾分鐘就能聚集上百人，對抗政府的底氣越來越足。

嚴打弱罰助長氣焰

盡管近年來，不少地方打擊傳銷保持了高壓態勢，但是傳銷如同韭菜般割一茬長一茬，始終處于“打而不死、驅而不散、遣而不返”的狀況。這除了與傳銷人員自己身陷其中難以自撥有關，更重要的是，當前嚴打弱罰的打擊效果難以形成震懾力，反而助長了傳銷人員的氣焰。

2013年下半年至今年2月底，安徽全省共審理傳銷活動犯罪案件44件，這些案件查實的下線多達1.3萬余人，但立案判決的只有162人。專門負責打擊傳銷工作的合肥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相關負責人無奈地表示，現在打擊傳銷政府重視，工商、公安、房產等多部門聯動，陣勢大卻難有震懾效果。“我們最頭疼的就是偵破一個傳銷案子，花費數月甚至一年，發現涉傳人員成百上千，但最后卻打擊不了，真正能定罪受罰的只有幾十人，大多數下線換個地方接著干。有的案子還沒有辦結，那些被遣散的傳銷人員已經異化為幾個組織體系了。”

合肥市打擊傳銷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說，打傳銷就像割壁虎的尾巴，這個老總抓住以后，下面的老總馬上就“升”上來了。合肥市包河區曾打擊過一個涉及數百人的傳銷組織，判了50余人。這個體系離開合肥到浙江湖州、嘉興，重新另起爐灶，下面的人員全部升級，副職升正職，因為抓的畢竟是少數，發展體系非常快。

嚴打弱罰的打傳窘境造成了傳銷的全國大流竄，有數據顯示，目前傳銷組織遍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涉傳人員達數千萬之眾。打不絕反而助長了傳銷的氣焰，一些傳銷人員不僅因此越來越有對抗政府的底氣，而且還借此宣稱，這是政府的明打暗支持的一種方式。

“打了放、放了打不如不打。”基層干部認為，這種軟弱的處罰長久下去將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既長了傳銷人員的氣勢，更增加了不明真相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和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