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經濟邪教”不斷升級變種呈“進化”趨勢

取證難執法難定罪難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造成打擊傳銷軟弱無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打傳中面臨的打傳機制和法律障礙。

工商牽頭的打傳機制“小馬拉大車”，造成打擊中取證難、執法難、認定難。合肥市工商局經濟檢查執法局王先進介紹，打擊傳銷目前牽頭部門在工商，這是過去實物傳銷時所建立的打傳機制。當前傳銷已經從實物買賣變成了資本運營，沒有經營行為，而且隱蔽在居民小區出租屋內，這導致工商部門在打擊中面臨著調查取證和執法的難題。

“在傳銷窩點很難再查到產品或傳銷資料等能證明其從事傳銷活動的證據，而且出租屋非經營場所，工商部門人員不能輕易進入檢查，更何況傳銷人員往往是親戚朋友，也不指證上線和下線，難以獲得有價值的證據。”

采訪中，一些基層打傳人員還表示，面對龐大的傳銷隊伍，現有的工商打傳隊伍人員有些難以適應。在核查、取締傳銷窩點行動中，工商、街道工作人員對傳銷窩點面臨“門難進”的困擾。

“現在基層打傳人員是一群沒有權力的人，干著一些需要權力來解決的事情。”長期從事一線打擊傳銷的合肥市包河區市場監管局副局長謝曉春感嘆，執法難讓打傳人士執法風險與日俱增。

懲處定罪難也是當前打擊傳銷無力的重要原因。據介紹，《禁止傳銷條例》實施后，我國對傳銷的定罪處罰依據的是《刑法修正案(七)》，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次在3級以上，才能對組織、領導者予以立案。但目前傳銷組織為了躲避法律規定，有意發展到30人以下就出局，導致很多傳銷組織有意逃避打擊。

“有一次我們曾逮捕了29個人，所有的口供全做了，送到檢察院就是不批。因為按照刑法規定，不到30人就是不能立案。”宋德春說。

此外，基層打擊傳銷工作者還談到，當前傳銷的猖獗還暴露了社會管理的短板。目前傳銷都躲避在居民小區內，但相應的社區人口信息收集和出租房管理卻跟不上。雖然合肥市為了打擊傳銷專門出臺了針對出租屋和流動人口的房屋出租登記管理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仍然落實不到位。房東主動辦理出租屋備案登記較少，特別是外省、外市的房東很難聯系或拒不配合，對據不辦理備案登記的予以處罰措施跟不上；流動人口登記管理與防范傳銷工作脫節。

理順機制多方聯動

受訪人士認為，針對當前傳銷活動發展的新態勢，應加快調整法律適用條文，理順打傳機制，加強跨區域多部門聯動，打防結合綜合治理，扼制傳銷毒瘤蔓延。

盡快調整當前“三級且30人”的立案標準，靈活運用更多處罰手段加大對中層傳銷頭目的打擊力度。公安部門建議，鑒于傳銷涉及的資金規模不斷擴大，量刑標準應取消人數門檻，改以涉及金額作為量刑標準，以合同詐騙罪或非法經營罪論處，通過降低“入刑”的立案標準，加大對傳銷的打擊力度。同時公檢法三機關對傳銷犯罪的定性、證據規格、法律適用等問題上也應達成初步共識，提高傳銷案件的批捕率、起訴率、判決率，更好地運用法律武器嚴懲傳銷犯罪分子。對因傳銷引發的殺人、傷人、搶劫、妨害公務等行為要從重從快定罪處理。要狠打核心頭目，摧毀網絡體系，對在逃的傳銷人員采取掛網追逃，集中打、聯手打、連續打。

“傳銷活動本質是從事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犯罪活動，同時伴生著非法拘禁、傳授犯罪方法等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如果能以集資詐騙定罪，將使打擊傳銷的門檻大大降低，有利于徹底根除摧毀傳銷組織。”長期從事打擊傳銷工作的合肥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的相關負責人說。

調整完善多部門打擊傳銷的聯動機制。基層工商部門的不少干部表示，從管理體制來看，打擊傳銷辦公室設在工商，但實際上打傳與工商職能脫離越來越遠，工商部門牽頭打傳“勉為其難”，“小馬拉大車”不堪重負。鑒于傳銷已經帶來的社會隱患和可能存在的政治風險，建議國家層面慎重考慮，調整完善打傳機制，由中央和各級政法委牽頭，更好地調動各部門資源，加強社會防控和綜合治理。同時加強城鄉社區網格管理和出租房屋信息登記，強化基層社區的傳銷監控預警網絡。

加強反傳銷宣傳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一些打傳人士表示，當前一些地方在反傳銷宣傳方面較為膚淺和簡單，只是簡單地宣傳政府打擊成效，不僅缺乏威懾力，甚至有可能起到吸引傳銷人員的反作用。他們建議，應對傳銷的理論體系、洗腦體系進行有針對性的系統破解和反洗腦宣傳，對于查處的一些重點案例要公開詳細解剖，對于傳銷活動較多的地點要集中重點宣傳。

建立跨區域跨境協作機制。不少基層干部還指出，當前各地在打擊傳銷中普遍采用“驅趕”政策，只要把傳銷人員趕離本地就算成功。這種各自為政、“一陣風式”的打傳機制下很容易出現“東邊打往西邊跑，南邊打往北邊跑”的問題，反而使得傳銷活動擴散的區域更加廣泛。為解決這一難題，必須“全國一盤棋”，特別是一些重點城市要建立規范化的打傳協作機制，對傳銷活動實施全國性、系統性打擊，形成統一的高壓打傳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