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駁斥日本詭辯：東京審判是“文明的審判”

69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然而，有關東京審判的爭議，始終沒有停息。日前，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季衛東在光明日報教育部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光明·元濟講壇”上，旗幟鮮明地駁斥了日本有關東京審判只是“勝者的審判”的詭辯。

1942年，當時18國代表聚集在倫敦的圣詹姆斯宮，談到了要對戰敗者進行法律的審判，那時候中國代表特別提出我們在遠東要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法律制裁。在遠東戰后的處理方面，1945年7月，三大國有一個宣言，明確說明了當時對戰犯進行法律審判的一個基本設想，就是要徹底拯救人類世界，要確立一個戰后的和平秩序，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文明的審判”這個概念在1945年7月已經有了。

在法庭上，日本戰犯東條英機說，這不是正義審判，不是文明審判，只是勝者的審判。于是“勝者的審判”這個概念流行起來，后來隨著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都說這是“勝者的審判”，那么我們怎么去反駁他們呢？

日本戰后長期以來不斷反復提出這只是“勝者的審判”這個主張，歸結來看他們有四點理由。第一，針對納粹德國軍政首領的紐倫堡審判是由四個國家確定審判的，但是東京審判是美國當局來組織的，所以從審判的方式來說就是勝者的審判。這是日本右翼提出來的第一條理由。第二個理由就開始為他們自己辯解：你說你是文明的審判，可是你看看美國當時在廣島投了兩顆原子彈，它的責任為什么不追究呢？還有一個問題，蘇聯違反了蘇日中立條約，為什么不追究呢？審判者本身的手也是骯臟的，所以這是勝者的審判。第三個理由涉及到法官的構成：如果是文明的審判、公正的審判的話，要有第三方參加，為什么只有戰勝國？這也是一個理由——從法官的構成來看，沒有中立第三國，沒有日本法官參與。還有一個就是涉及到天皇的責任，當時的檢察官一再要求東條英機承擔戰爭的責任，這就意味著最應該對日本國的行為負責的天皇卻被免于承擔責任。

關于東京審判是否是文明的審判的爭論，這中間有一個因素，是我們絕對可以提出來，作為東京審判是文明的審判、正義的審判的根據的。那就是中國的因素，只有中國的參與才證明了這個審判不僅僅是勝者的審判。因為當時有辯護稱，說日本是為了自衛，為了把亞洲從歐美的殖民帝國主義體制下拯救出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你侵略中國算是自衛嗎？中國當時不是一個殖民地，是獨立的國家，你怎么說你是拯救中國于殖民主義體制的統治呢？從這個意義來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第二點，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下，比如說朝鮮現在也有非常激烈的反對情緒，因為當時他們遭受了殘酷的虐待和殘殺。朝鮮學者提出，適用于德國納粹的反人道罪同樣可以適用于日本。特別是中國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殺，所有的事實都已經證明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數字不是重要的問題，關鍵是這個事實恰好使文明對野蠻的構成成立，所以南京大屠殺是非常有利的證據。

另外一方面，中國本身既是戰勝國又是受害國，是日本侵略最大的受害者，正是中國參加了東京審判，所以加大了東京審判的正當性，給予了它合法的根據。因此，如果今天容許日本在對華的歷史上翻案的話，東京審判的正當性就勢必動搖，而東京審判是聯合國體制，是戰后國際法體制的最重要的基石，這塊基石動搖了，整個戰后的國際秩序也會動搖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堅定地、確信無疑地告訴世人，東京審判是文明的審判，是正義的審判，是戰后和平與正義的基石，未來人民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東京審判還出現了若干個法官提出異議的情況，我覺得這不是壞事。不是說法官有不同的意見，法律上就有問題了，我覺得恰恰相反，這說明它的確是一個文明的審判，因為如果是勝者的審判的話，可以直接采取制裁。但是經過這么多時間，這么多律師為他們辯護，有這么多法官有不同的意見，恰好證明了它是文明的審判，至少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演講　季衛東　整理　徐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