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身翻譯談鄧小平：從未見過這么精彩的人

我自己把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模式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朝鮮和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基本是維持計劃經濟，引入有限的市場調節，但總體收效不大，經濟仍然屬于貧困型。蘇聯和東歐是第二種，是激進改革模式，其實他們也嘗試過小打小鬧，但包括走得最遠的匈牙利等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沒有邁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一步，最后也沒有成功，再加上西方話語的忽悠，他們就干脆完全采取了西方模式，激進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革命，舊的體制瓦解了，搬來了西方的多黨制和市場經濟，結果還是沒有搞好。蘇聯解體時，俄羅斯經濟規模比中國還大，今天整個俄羅斯的經濟規模滿打滿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我們今天僅外匯儲備一項，就是四萬億美元，比俄羅斯的GDP和中東歐的GDP加在一起還要多，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變化，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模式是穩健改革模式，效果比保守改革模式、激進改革模式都好，好很多。

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當時的總理穆加貝

這張照片是我第一次給鄧小平做翻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當時的總理穆加貝，這個人現在90歲了。這場會見我印象非常深刻，穆加貝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領導人，他是游擊隊出身，坐過英國人的牢，他對毛主席非常有感情，他內閣一半的成員都是南京步兵學校培養的。他講話非常直率。他1981年第一次到中國來，當時我還沒有進外交部翻譯室，但談話記錄我看了，我還問了當時做這場翻譯的同事，穆加貝曾當著鄧小平的面，說我們不能接受你們否定毛澤東主席，鄧小平解釋說，我們沒有否定毛主席，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我們是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對毛主席的歷史功過三七開，對他犯的錯誤我們也實事求是。鄧小平還說，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話，我們都還在黑暗中徘徊。

到1985年我做翻譯的時候，穆加貝的觀點還是沒有大的改變，他第二次見到鄧小平還是擔心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小平反復跟他解釋，先是從毛主席講起，告訴穆加貝，我們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據我觀察，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尊重是真的尊重。其實，文革的時候，鄧小平受到很大的沖擊，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加以保護的。從1969年到1971年，鄧小平被貶到江西拖拉機廠，據我看到的材料，他的警衛還是來自8341部隊。毛曾多次說過，鄧小平是人才難得，說他會打仗，人比較公道。鄧小平復出后也公開講過，我們絕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他還多次說過，毛主席是黨的旗幟、社會主義的旗幟，他的功勞和貢獻遠遠大于他的錯誤。

鄧小平見外賓一般提前20分鐘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吳學謙外長把我介紹給鄧小平，說這是翻譯室的英文翻譯小張，鄧小平握了我的手，問我是哪里人，我說上海。他問我：知道霞飛路嗎？我說是淮海路吧。他對上海有感情，看的出來，因為他一生中很多寶貴的時光在這里度過，16歲經過上海去法國讀書，回來后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作為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他當時要把所有高級干部的聯系方式都記在腦子里，這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后來回憶，他第一次的婚姻在上海，愛人叫張錫媛，在上海因生孩子難產而去世。1949年之后，她的骨灰安葬在龍華烈士陵園。他自己也說過，他一生中最危險的一次經歷也是在上海，1928年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剛從后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后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與穆加貝的這次會見有一點戲劇性，穆加貝覺得中國可能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鄧小平說不會。鄧小平跟他講，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現代化，但是在“四化”前邊有一個詞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說我們的社會主義“一個是公有制占主體，一個是不搞兩極分化”，這是他見穆加貝的時候說的。我們現在討論鄧小平可能會打“語錄仗”，因為一個偉人講過許多話，不分時空地引述，會造成一些誤解。鄧小平視察上海時，曾指著一臺進口儀器問周邊的人，它是姓社還是姓資，得到的回答是姓社，為社會主義服務，后來有人就說鄧是不問姓社姓資的。我自己理解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思想是相當完整的，他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大局觀、一種整體觀，他不是指具體的東西，這個是資本主義，那個是社會主義，他說很多東西都可以拿來為社會主義所用，最終的目的是使國家發展起來，使人民普遍富裕起來，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起來。

他會見中講了不搞兩極分化，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文章里都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大，兩極分化已經出現等等。當時鄧小平這樣說的，“至于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這個就看大家怎么理解，我與鄧小平的接觸中，發現他有兩條是不變的，他講過很多次，包括這次跟穆加貝也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我們還在探索，但他同時又說，有兩條一定要堅持，一是黨的領導不能動搖，二是公有制占主體不能動搖。現在回頭看，這就是鄧小平的底線思維。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只要堅持了這兩條，即使出現了問題，我們也可以糾正過來：比如地區差別大了，我們就推出了西部大開發計劃，這些年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都比沿海地區快；醫療改革市場化走得太遠了，我們可以推翻重來；養老保險從無到有，到現在的全覆蓋。我老說，因為有了這兩條，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即使發展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中國模式糾正問題的能力比西方模式要強得多。

因為穆加貝比較“左”，鄧小平花了相當長的時間，跟他講“左”給中國帶來的教訓，特別講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鄧小平講了一句很重的話，說“我們受到了懲罰”，后來穆加貝在去機場的路上跟我說，“懲罰”這個詞很重呀。鄧小平也對公有制占主體做了解釋，對于穆加貝不太理解的“利用外資”，鄧小平說，“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工資，國家可以拿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技術，用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種把合資企業中間的社會主義成分一項一項剝出來，我當時還是第一次聽到，說明鄧小平對所有制問題的深入思考，也為我們后來的公有制改革，包括今天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下了基礎。

會見中，鄧明確講除了要防“左”，也要防右，鄧講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講這四條，一氣呵成。后來穆加貝1987年再次訪華，還是我做的翻譯，那次鄧也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但畢竟又大了幾歲，鄧是講一條停一下，等我翻譯，當中還有“這個”、“這個”，穆加貝后來還問我“這個”是什么意思。但他自己反復講了這四項原則，這顯然是他深思熟慮過的東西。在這之前他見坦桑尼亞總理，他也解釋，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為了一個目的：保持中國的穩定。他說沒有四項基本原則，親西方的自由化就將沖垮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鄧對這一點看的非常清楚。但同時他對每一條都做過解釋，這不是僵化四項原則，而是充滿活力的四項原則。比如他講堅持黨的領導同時也說改善黨的領導；他講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但他也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質是實事求是。實際上，在西方許多大學里，上馬克思主義課是很時髦的，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課程做成頗有品位的東西，對很多問題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把馬克思的東西真的當做學問去做，他們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我們現在大學里的基礎政治理論課，效果往往不好，有時候甚至變成反宣傳，這值得我們深思，馬克思主義不能是一種僵化教條的東西，這也是鄧小平的思想。關于社會主義鄧小平講得就更多了，他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全新的意義。

這次會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盡管鄧小平做了這么多的解釋，穆加貝還是不放心，他說我們第三世界的朋友還是希望中國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我覺得鄧小平真的有點不耐煩了，他直白地說，“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并說，這個機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現嚴重的違背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要把它扭轉過來。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鄧的底線思維，他對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做了最壞的打算，包括后來的八九政治風波。鄧小平不會允許公開挑戰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那場政治風波的問題一直比較敏感，很多人都避著不談，但我一直說，我們講道路自信，什么問題都不必害怕。我自己長期在國外生活和工作，這個問題也回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