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身翻譯談鄧小平：從未見過這么精彩的人

今年6月初，我們去牛津大學開中國模式研討會，BBC還在播1989年那場風波，所以我演講完了，人家就問那場風波你怎么看，還是用所謂的民主與專制的話語來質疑我們。我說我來跟你講，這個問題并不復雜。當時中國有兩種政治力量，一種是一批學生所代表的，他們心中的英雄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當時也正好來北京訪問，學生打出的口號是“今天的蘇聯，明天的中國”，英雄凱旋般地歡迎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當時的觀點是政治改革壓到一切。中國經歷了這么多風風雨雨，在當時的知識界，這個口號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另外一種力量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認為蘇聯這樣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務于這個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壓倒一切是愚蠢的。當時由于種種原因，這兩種政治力量沒有辦法妥協，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悲劇，但重要的是今天絕大部分中國人都認同鄧小平的觀點，對于中國這么一個超大型的國家，穩定是壓倒一切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只要保持穩定，經濟上奉行比較開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國人會感到高興，中國人勤勞，只要有政治穩定和比較開明的經濟政策，人民和國家都會富裕起來，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錦上添花，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我這樣解釋，英國人或多或少聽懂了。中國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跡，都是以政治穩定為前提條件的。

會見中又談到了香港，鄧小平就說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歸。穆加貝說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歸的。鄧小平說，那得看看馬克思批準不批準，鄧后來還加了一句話：“可能還要和馬克思談判談判。”鄧小平的坦率和幽默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講一下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給領導人做翻譯有一個好處，有時候領導人見完外國客人后會隨意地發表一些評論。我當時已經離開外交部了，蘇聯解體以后我問過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說鄧小平有沒有私下評論過戈爾巴喬夫。他說鄧還真說過：戈爾巴喬夫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實際上很蠢。這個評論真是十分到位。1996年戈爾巴喬夫居然有勇氣去參加俄羅斯競選，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過蘇聯，戈爾巴喬夫正在推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里空空如也，95%的柜臺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隊購買的，而且排長隊。

我去年去了云南紅河自治州一個貧困縣下面一個鄉的小賣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紅場最大的百貨商店要豐富。俄羅斯的朋友當時跟我說了一個笑話，說戈爾巴喬夫干得太差了，有一個人說，我要把他給干掉，他就帶著槍去克里姆林宮，但很快就回來了，人家說你完成任務了？他說沒有，他說克里姆林宮前排著長隊，人手一把槍。我后來把這個故事寫入了《中國觸動》一書。世界上最大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雄心勃勃地推動所謂的政治改革壓倒一切，但蘇聯經濟已經崩潰。現在很多回憶錄已經出來了，蘇聯當時經濟崩潰到什么程度？最后戈爾巴喬夫不得不給老布什寫信，求借兩百萬美金，因為公務員和軍隊的工資都發不出了，老布什說不行，你還要繼續改革，結果國家就崩潰了。

這張照片是我第二次為鄧小平做翻譯，鄧小平見了穆加貝之后不到一個月，他又會見了加納元首羅林斯。

這張照片是我第二次為鄧小平做翻譯，鄧小平見了穆加貝之后不到一個月，他又會見了加納元首羅林斯。這張照片不是特別清楚，因為我自己沒有這張照片。這是我今年到北京開會，抽空去參觀國家博物館，原來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三樓有外國領導人贈給中國領導人的禮品展覽，突然看到有加納國家元首送給鄧小平的禮品，上面有這張照片，我就用手機拍了下來，不管怎么樣，也算是留下了一個紀念。羅林斯是真心誠意的要向中國學習。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計45歲以上的人可能記得，1985年9月18日，當時中國共產黨召開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在黨的代表大會之間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黨史上非常少見，可見它的意義特殊。那次會議主要是實現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葉劍英等都退了下來，胡啟立、李鵬、田紀云、喬石、吳學謙、姚依林等六個新人上去了。現在看來，中國領導人的有序接班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對中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鄧小平那天非常高興，他直接從大會會場走到了福建廳，到了福建廳之后對外交部領導問了三個問題，他說你們送來的材料我都看了，我問三個問題，第一，加納的政局穩不穩；第二，老百姓的生活這些年有沒有改善；第三，加納和西方的關系處理怎么樣？我覺得鄧小平一下子抓住了重點。我也走過很多非洲國家，政局普遍不穩，包括加納總統羅林斯本人也是通過三次政變上臺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沒有多少改善，現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們特別謙虛，說我們還有很多的貧困人口，有一億人貧困線以下，我去看過貴州、云南的窮地方。以我自己的判斷，我們許多窮人到非洲國家，甚至到印度，怎么都是中產階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經歷過土地改革，我們農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一美金兩美金不到的農戶，吃飯也是三菜一湯，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窮人遠遠到不了這個水平。這不是用西方的、聯合國的標準，而是用我自己的橫向比較的標準，也是實事求是的標準。中國人要推動以實事求是為準繩的標準創新，否則難以進行客觀的橫向比較，甚至還會被淺薄的西方話語忽悠。

非洲國家和西方的關系處理不好，往往是兩個極端，要么極端依賴西方，要么極端反西方。我們今年6月去牛津大學討論中國模式，有人問非洲國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國模式，我說這確實很難。因為中國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國是通過22年的武裝斗爭打出來的，而且1949年以后，新中國又和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交過手，我們為自己的民族獨立所付出的代價和展示的決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國家不要說和美國抗衡，一個小國家比利時施加壓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發一條新聞，這個國家可能就要亂了，他們的情況和我們國家是不一樣的，所以無法照搬中國模式，也沒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國家在政策上可以適當調整，對西方適度開放，對全世界適度開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線，趨利避害，這是中國的經驗，他們可以參考。

那次鄧小平見羅林斯，一上來就問他抽不抽煙，羅林斯說不抽，但您可以抽。鄧說，那我就抽了，他還指著自己手里的熊貓牌香煙，說這個香煙是“他們專門用來對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較低”。然后就從黨的代表會議談起，說發展中國家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是人才短缺。中國解決的辦法是靠培養，另外還要利用好現有的人才，人才培養要有規劃，要有梯隊。當時鄧小平的心情特別好，因為改革開放起步順利，農村責任制的推廣，整個特區的建設都比較順利，所以鄧小平對羅林斯說“看來我們已經開始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羅林斯接下來要去廈門特區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鄧小平說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績，但不要照搬中國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會見結束后羅林斯就直接去機場赴廈門了，當時習近平是廈門市副市長，我們當時也見到了他。我接觸過十幾個非洲國家領導人，羅林斯是給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他真心想學習別人的東西，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請。他一路感嘆，說加納人缺少理性，中國人非常理性。西方國家給我們一個模式，我們必須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你們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國模式，只有一個偉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次訪問給羅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上都睡不著覺，一個人坐在釣魚臺18號樓的大客廳里沉思，外交部禮賓司的人著急了，讓我去勸他休息，他說他還在思考中國的經驗，睡不著覺。那是1985年，中國取得的成績就已經讓他非常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