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友卡爾遜（上）

卡爾遜回到美國后曾預言：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遠東之后，必將在海上和美國決戰。在這以后一年，日軍突然發動使美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的偷襲珍珠港事件。

另外一個預言，就是中國共產黨必將在中國取得勝利。卡爾遜的夫人說：有一天，卡爾遜在病床上看到《紐約時報》一則消息，報道中共已突破延安的封鎖圈，大軍正在向東挺進，他頓時拍案叫道：“中國共產黨18個月之內就會取得全國的勝利。”他在說這話以后一個月告別人間，未能目睹新中國的誕生，而中國人民軍隊果然所向披靡，解放全中國的日期，比卡爾遜的預言只相差幾個月。

是什么使卡爾遜有這樣的遠見卓識？

我回答，因為他是一個崇高的美國人。他同我們50年前遠征時，只帶了一本《圣經》，但他的睿智與良知，使他對中國人民產生了無比堅強的信念。早在1944年，他說到中國時就說過：“作為自由的人，我們永遠相信自由人有能力建立一個正義、生活富裕和幸福的社會。”這正說明他肯定無疑地認為中國人民一定會取得勝利。

今天，波多馬克河閃爍著波光，一群海鷗從大西洋飛來恣意翱翔，記在我們心中的難道只有那短短的墓碑嗎？他是永遠沖擊前進的太平洋，這就是我從舊金山海邊走到卡爾遜墓碑前一直深沉思考的一個問題。這個太平洋才是卡爾遜真正的形象。它將永恒地存留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心靈之中，它緊緊聯結著兩個大陸，洶涌澎湃，浩瀚無垠。（劉白羽）

回憶埃文思·福·卡爾遜

1937年12月，一個瘦高個子的美國人，他有著一雙平靜深陷的眼睛，穿著羊皮襯里的皮夾克，背上背著一個帆布包，風塵仆仆地走進我在長江盆地都市武漢的美聯社新聞辦公室，當時我為該社工作。

來的人介紹他自己：美國海軍陸戰隊卡爾遜上尉，美國駐華使館助理海軍武官。他帶來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的一封短信，介紹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強烈抗日要求的軍官，他想親自去看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的抗日斗爭。斯諾問我，是否我能幫助卡爾遜找到八路軍在武漢的辦事處；斯諾也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我帶他去見了葉劍英和董必武，他們與延安聯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敵后游擊隊根據地去旅行。

我再見他時，他已旅行回來，對看到的一切滿懷熱情。他給外國記者、傳教士和一些聽眾演講，說八路軍是中國最有戰斗力的部隊，最懂得為什么而戰，官兵關系最民主，與民眾的關系如魚水情。就在那時，我第一次聽到他對八路軍朱德總司令的高度評價，他用美國人熟悉的人作比較，說總司令“像林肯一樣謙虛，像李將軍一樣才華橫溢，像格蘭特一樣堅忍不拔”。卡爾遜的這次旅行改變了他自己，使他變成一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和實力崇拜的人。回到武漢后，他幫助艾格尼絲為八路軍募集醫療用品，幫助斯諾和新西蘭人路易·艾黎推動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

卡爾遜是這樣一個人，他一旦通過自身的體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言付于實。

1938年4月，我有幸與卡爾遜一道去山東前線，國民黨部隊在那里得到共產黨游擊隊合作切斷日本人供應線，在臺兒莊戰斗中首告大捷。與我們一道去的還有荷蘭拍紀錄片的先驅喬里斯·伊文思和有才華的攝影家羅伯特·凱帕，他們剛從西班牙戰斗中轉來。那次旅行的成果之一是拍了一部紀錄片《四億人》，另一個成果就是卡爾遜寫了一本書《中國的雙星》。影片和書都著重說明了解放區斗爭的成效和中國普通士兵在正確領導下表現出的英雄主義和對勝利蘊藏著的潛力。影片和書也都強調了中國的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需要國共合作來反對日本侵略者。未被外界所知的第三個成果是卡爾遜給羅斯福總統寫了許多個人報告，也都強調了以上兩點。

1939—1940年間，國民黨搖擺于抗日和在中國打內戰之間，當時日本還沒有向英美開火，英美政府表現動搖，曾打算以犧牲中國為代價與日本妥協，制造“遠東慕尼黑”。卡爾遜毫不猶豫地按他在中國形成的信念行事，他辭去美軍職務，解脫了官方的限制，自由地說話和寫作。他公開地宣講他堅信的事實——對日本軍國主義必須抵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部隊已經在卓有成效地進行抵抗，美國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攤牌時，共產黨領導下的這支軍隊將是美國最可靠的同盟，國民黨內部的一切民主傾向都該得到支持。

戰后，卡爾遜已經是一位將軍，他像史迪威一樣，確信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和反對共產黨人領導的人民力量的政策嚴重地損害了美國，也損害了中國及兩國的長遠關系。

1947年5月27日，卡爾遜逝世了。他因勞累過度和在太平洋島嶼的戰斗中受了傷而死于心臟病。

今天我們紀念這位偉大的美國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我們與他有同樣的信念，和平與發展對任何人、對世界各個國家的人民都有好處，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為此而奮斗。（伊斯雷爾·愛潑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