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讓歷史照亮人類的明天

今天的和平，不是在一片空地上構建的大廈，而是在戰后秩序這個基本框架中建設起來的。離開這一框架，突破這一框架，得來的不會是和平而只能是戰爭危險。確保二戰以來國際秩序的成果，是亞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基礎，一絲一毫都馬虎不得，一磚一瓦都動搖不得。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為基礎，才談得上遏制并清除法西斯主義思潮的生存土壤。

然而，近年來，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屢屢制造事端，引來國際社會強烈不滿。所謂“釣魚島國有化”，挑戰的是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篡改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美化的是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侵略歷史；妄圖修改和平憲法、強行解禁集體自衛權，威脅的是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二戰結束已近70年，這些鬧劇仍不斷在日本上演，充分表明，日本建立的所謂和平體制并沒有對軍國主義的復活形成有效的遏制。現在，安倍政府又要借修改憲法來實現重新武裝，日本不僅要做政治大國，還要做軍事大國，怎能讓愛好和平的亞洲和世界人民放心？

《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構建二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基礎。根據這兩個文件，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作為“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必須歸還中國。因此，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不僅是島嶼的歸屬問題，更關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還要不要捍衛，二戰后的國際秩序還要不要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還要不要遵守？這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大原則問題。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與日本較量，堅持要求歸還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為的就是要確保戰后秩序，不給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任何可乘之機。

國際社會對日本的危險傾向已經有所警覺。美國《時代》周刊指出，日本正擴張自己的軍事影響，夢想建立一種“新的世界格局”；《華爾街日報》則將安倍稱為“亞洲最危險的人物”；英國前駐日大使休·科塔齊更是撰文警告“玩火者很可能引火燒身”。越來越多的人清醒地看到，對日本右翼勢力的縱容和綏靖只會放虎歸山、自食其果。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談道：1945年日本戰敗后，昨天還很殘暴的日本軍人整齊列隊，將新加坡的街道打掃得干干凈凈。如此“敏捷”的轉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陣寒意”。和平，在日本就好像雙腳踏在一塊浮冰之上，雖然一夜間換了站姿，但對于腳下一直在融化的基礎，這么多年卻始終視而不見。二戰后，日本能否走和平道路，能否取信于亞洲人民，最重要的一個“量度”，就是日本能否自覺接受戰后國際法規和國際秩序，遵守戰后和平憲法。日本政府應充分意識到，只有清醒地面對歷史，深刻反省戰爭的罪行，并且采取實際行動清除軍國主義的思潮，才能重新贏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69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但在伴著電波雜音播出的《終戰詔書》中，并未出現“投降”的字眼。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媒體仍將“8·15”稱為“終戰日”，而非“戰敗日”和悔罪的日子。究其實質，軍國主義是政治的，更是思想的、文化的以及社會心理的。戰后的日本沒有完成清理的任務，這是亞洲的真正危險所在。

(七)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曾說，“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恒”。

回望歷史，20世紀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個百年。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又飛速跨進信息社會；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進化”，在這個短短的百年里完成了，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領域，人類文明都達到了空前的輝煌頂點。

然而，也就是在這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接踵而至，人類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與殺戮之中，文明的燈火一度被戰爭風暴吹得七零八落。音樂家梅紐因沉痛地說：“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話為20世紀做個總結，我會說，它為人類興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時也摧毀了所有的幻想與理想。”

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經歷，讓人類開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持久和平之道。國際社會開始嘗試通過和平的手段實現和平，通過用國際秩序與規則的約束來限制戰爭的沖動，通過合作共贏的制度設計來制約戰爭。

近70年間，盡管局部地區的戰爭不斷，但多元世界正逐步形成，時代的不同使得選擇和平發展成為可能。與此同時，全球治理體系尚不完善，國家政治之間的激烈博弈，冷戰思維、極端民族主義與極端宗教思想造成的沖突、摩擦仍持續不斷，在一些地區仍有升級的可能。怎樣才能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找到一種新理念，不斷為和平注入正能量？

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這就要求各國同舟共濟、和衷共濟。

十八大以來，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在多個國際場合闡述了“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這一理念，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國與國關系的新認識，也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攜手共進的堅強信念。中國夢與非洲夢、亞洲夢、美洲夢息息相通，中國是全球化的獲益者，更是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