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氣壯地研究“中國模式”

《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是張維為教授走訪百國后，圍繞“中國模式”所作思考和研究的第三部著作，它與《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一起構成了張維為的“中國模式研究三部曲”，反映了作者對“中國模式”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

張維為是“中國模式”的堅定支持者，這些年來一直從事有關“中國模式”的研究。在他看來，“中國模式”在狹義的層面，指的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經驗和思路；在廣義的層面，則是這套做法、經驗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模式”指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超越》這本書中，作者就此展開了較為系統的理論敘述。社會科學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邏輯體系，解釋的現象越重要，理論的影響就越大。從《中國觸動》到《中國震撼》，再到《中國超越》，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張維為對“中國模式”的解釋漸成體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就《中國超越》而言，我以為張維為在三個方面的努力具有重要價值。

一是提出了“中國模式”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對美國模式的超越的觀點。作者指出，在經濟總量、百姓資產、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等領域，中國在不少方面已經超越了美國，在許多方面不久將超越美國，在一些方面，通過不懈的努力最終也有可能超越美國。對于不少人來說，超越西方特別是超越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作者通過比較分析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比如，書中用“板塊解讀法”“購買力平價”“家庭凈資產”等方法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在經濟總量、百姓資產上對西方的超越。尤其在“家庭凈資產”方面，不僅進行了中美兩國在家庭資產總額上的比較，還進行了家庭凈資產平均以及中位家庭凈資產比較，因此有較強的說服力。書中在論述這些超越和質疑西方話語對中國的詬病時，都是從事實出發而不是訴諸情感的，引用了大量的國內外權威數據來說明觀點，這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值得肯定的是，在論述“中國模式”對西方模式的超越時，作者并沒有陷入那種自我陶醉式的心態。他很清楚，全球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是從西方國家開始的，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進步也主要是由西方國家完成的，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程度現在仍然大大地高于我們，這是需要我們繼續追趕的。

二是論述了中國的制度建設為什么超越了西方。作者認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安排，關鍵是要確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書中展開了中美兩國三種力量關系的比較分析。美國模式中，目前這三種力量之間嚴重失衡，資本力量獨大，“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已被資本力量所駕馭，“錢主”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民主”。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公司和團體支持競選的捐款不設上限，2014年又裁決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如此下去，美國這三種力量結構性失衡的情況還會加劇。而在中國，這三種力量處于一種平衡的狀態，政治力量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資本力量總體上是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因此，盡管“中國模式”還在完善之中，但確實有利于多數人利益的實現，中國夢的前景比美國夢更光明。作者還從理論上將中國的制度安排概括為“一國四方”，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有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代表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國的最大特點是“協商民主”，包括在決策領域實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華文明的基因、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機結合形成的新制度推動了中國的崛起。當然，書中所說的制度超越是就三種力量關系的比較而言的，它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學習借鑒西方的一些制度安排，也不意味著在制度建設上我們已經全面超越西方國家。

三是著手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后起國家，我們在全球化競爭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恐怕是缺乏話語權的問題了。沒有話語是無法真正崛起的，因為沒有自己的話語，即便是自己做對的事情，也會被看成是錯的。書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從四個方面質疑西方話語，并論述了中國話語超越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話語和概念，比如“良政還是劣政”范式應該代替西方主張的“民主還是專制”范式；治國要把“民心”和“民意”結合起來，并確保“民心”治國的主導地位；“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高于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等等。作者在建構中國話語時是花了大工夫的，不少論述有很強的針對性和論辯性，也很有說服力。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早已超出了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我們切不可被西方話語所忽悠。對此，書中提醒到：“我們有些人只會在西方話語中打轉轉，在‘歷史終結論’的邏輯下討論中國，所以他們解讀中國的發展永遠是從所謂的‘極權模式’走向‘威權模式’，從‘威權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實踐證明這種邏輯是不靠譜的，它只會導致對中國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誤判。”中國的話語必須建立在自己的理念和實踐基礎上，書中關于中國話語的構建都是緊緊圍繞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解決各種問題的實踐展開的，這是正確的方法。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并沒有簡單地全盤否定西方話語，而是試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一套可以與西方世界溝通的話語體系，它不僅能用來說明“中國模式”，也可以用來質疑西方模式和討論世界問題。我很高興地看到，有的西方媒體和學者不時引用作者的一套話語來分析中國和西方的各種問題，作者也在與西方學者的切磋和論辯中不斷完善他關于中國話語體系的建構。當然，從根本上動搖西方話語對中國的敘述，建立一套基于本土的、國際化的話語敘述，并以中國人的眼光，用中國人的話語對西方和世界事務進行剖析和評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本書的研究開了個好頭。

《中國超越》告訴我們，“中國模式”有自己的邏輯，有重要的意義，理直氣壯地研究“中國模式”有助于我們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進一步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