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他們的夢想和我們的旗幟

日本731部隊當年搞的這些恐怖的人體實驗，不僅是為了獲取人體醫學數據，而且有很多更令人發指的事純粹是為了取樂。比如說在手術摘除中國受害者的胃和小腸，把食道和大腸直接連接，讓該中國受害者不斷地吃東西也只能眼睜睜地餓死；比如砍下中國受害者的手和腳，然后用手術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腳接在手臂上，還用“高明的醫術”把它們接活一段時間；比如不進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國受害者綁在手術臺上就活體解剖，中國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掙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還比如把中國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軀里注入馬的血液，史料稱由此引起的劇烈的抽搐和痙攣“連幾個壯漢也壓制不住”。還有很多比這更凄慘的案例，周小平不忍下筆再述…

我時常在想，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力量和智慧帶領著我們這個民族熬過了這場劫難？我們這個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們當初不過是一群泥腿桿子，窮困潦倒，手里要什么沒什么。然而就是這樣一群人，最初只有十幾個人，就是他們完成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壯舉，讓我們這個民族沒有在西方列強的屠殺中滅絕，而是在炮火與摧殘中艱難地站起身來反擊。他們依靠的是什么？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看到有一名網友在我微博上的留言。他說：“我永遠都記得小時候奶奶跟我講起當年日本兵來掃蕩，她躲進地窖里瑟瑟發抖時那種幽怨的眼神。”人世間再沒有比這更讓人動容的畫面。尤其是我們作為一個男兒，生在那樣的年代，我們如果不奮力揮動自己的拳頭去反抗的話，還有何顏面茍活于人世間。所以對我們許許多多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指引我們前進的既不是什么主義，也不是什么意識形態，而是生存毀滅的迫在眉睫，和文明沖撞的殘酷現實。

我小的時候，一直以為外公只有一個哥哥，但后來他告訴我他其實有五個兄弟，而他是最小的一個。于是我問他：“那你另外的兄弟們在哪呢？”我外公回答說：“他們都在戰亂中死去了。”老人說這番話的時候很平靜，但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他其實是很想念他的兄弟們。因為老人在世的時候每當看到我和表弟們在一起玩，都會樂得合不攏嘴。這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親情，對老人來說，是一種永遠不能再企及的奢求。

他們用自己一代人的犧牲和抗爭，打碎了西方人給我們帶來的第一道劫難，讓我們免于墮入地獄般的戰亂。他們的夢想是讓自己的子孫后代不再任人宰割，這夢想實現了，但是斗爭仍未結束，第二道劫難如影隨形。

1950-2010：面對貧窮，我們的先輩都在為了一個讓子孫后代不再忍饑挨餓的夢想而奮斗。

印度文明和東南亞雖然逃過了屠殺的命運，但最終還是屈服于西方的威逼利誘，淪為了半殖民地。在今天的東南亞充斥著大量的人妖、雛妓，有人說這本來就是東南亞的特色文化，但這種說辭是卑劣的，沒有人會如此作踐自己和自己的子女，除非是生存所迫。在印度有十億“賤民”（印度社會的低種姓人口）依靠撿洋垃圾為生，一個英國人一年產生的垃圾，被船運到印度之后，竟能養活400個“賤民”。在首都新德里以及孟買面積僅1.75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居住著一百多萬人口，很多人一家三代擠在幾平方米的紙殼房里，用飄滿尸體和糞便以及洋垃圾的恒河水洗衣做飯。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三十年前中國人過得比印度人和東南亞人還要窮困。但中國的窮困和印度與東南亞比起來有著最本質的區別。中國當年的窮困奠定了今天我們富裕的基礎，而印度和東南亞當年的短暫繁華則奠定了他們今天的凄慘和衰敗。在70年代之前中國一直在蘇聯的陰影下生存，當時中國幾乎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和科技儲備，國內生產生活所需的化肥等工業制成品幾乎全部依賴從蘇聯。人在屋檐下，就不得不低頭，所以當時盡管連我們自己都吃不飽飯，卻還不得不把食品源源不斷地送往蘇聯還債。

經常有網友會問，既然如此中國當時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工廠？為什么不？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剛剛趕跑了侵略者的中國，我們幾乎是在一片廢墟當中重建家園。建立現代化的工廠需要幾十種不同的工業體系，涉及幾百種科學技術領域，需要幾百萬種零部件，和上千萬的產業技術工人。而在當時的中國，我們連個像樣的學校和工廠都沒有，談何容易？不僅如此，獨立建設自己的工業體系，擺脫依賴他人受制于人的命運，需要的不僅僅是科學技術還需要莫大的勇氣和實力。正如奴隸主不會允許自己的農奴自立門戶單干一樣，蘇聯也不允許中國自立門戶單干。

從中國開始自己的五年計劃之后，中蘇關系就一度緊張，60年代蘇聯不僅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更制定了用核彈摧毀中國建設之路的毀滅性的打擊方案。很多年以后當我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曾經無數次感到一種錐心刺骨的疼痛。我們的父輩究竟是如何支撐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年那些穿著黃膠鞋和手拿半自動步槍的解放軍在面對蘇聯勢不可擋的坦克洪流面前是怎樣保持斗志且毫無懼色的？為什么在有一部分人選擇了背叛中國逃往蘇聯之后，剩下來的人還那么堅強地選擇戰斗，選擇直面自己的命運，選擇和中國站在一起哪怕明天就被坦克碾碎，哪怕明天就在核爆下化為塵粉。

后來我在讀共和國歷史的時候看到了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寫的一段回憶錄，解答了我的疑問。“1986年，兩彈元勛鄧稼先由于全身核輻射造成大面積滲血，已經達到無法救治的地步。當年核彈試爆時，中國還沒有能力對科研人員進行基本的身體保護設備，鄧稼先作為總指揮，曾在沙漠里和戰士們一起尋找沒有爆炸的核彈重要部件，找到把這個關鍵零件抱了回來，全然顧不上零件上已沾染的核輻射，以至于身體機能受到了嚴重的致命毀損。鄧稼先病重住院期間，楊振寧曾經去醫院探望時，兩人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楊問：研究原子彈，國家究竟給了你多少獎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鄧：十塊錢。原子彈十塊錢，氫彈十塊錢。”鄧稼先撒手離開人世時，他的身體只剩下了皮包骨頭，他生前最后一張和夫人的合影里，我們可以看到他那幾乎空空蕩蕩的袖管，但他的臉上依然洋溢著一種自信的微笑，因為他已經看到了希望。正是這樣如風中搖曳燭火般微弱的點滴希望之光支撐著那一代中國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點滴的希望之光終有一天也會亮如白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