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原：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

原標題：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

第五，人口變動是經濟社會變動的重要參數。人口學研究對研究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經驗教訓有借鑒作用。如果與社會經濟制度及安全環境聯系起來，安徽的情況也會對人們有所啟迪。例如據《安徽省志》（黃山書社2005年12月版）記載：清咸豐二年（1852），安徽人口為3765萬人，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安徽人口為2786萬人，幾乎近1個世紀，人口不但沒有增長，還減少979萬人。這與當時戰爭和災荒頻繁有直接關系。新中國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長很快，到1959年僅10年時間，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萬人。“三年困難時期”雖然人口大量減少，但由于黨和政府糾正了“左”的錯誤，餓死人現象很快停止下來，外流人口陸續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復過來，隨后又進入人口快速增長時期，到了70年代又實行計劃生育。這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我調整和糾錯的能力是很強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沒完沒了地一味向人們描述餓死人的慘痛景象，甚至無根據地加以夸大，這除了激發和加深人們的痛苦回憶和憤恨情緒外，其他還會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敵對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極力鼓噪“毛澤東中國餓死幾千萬人”，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險惡用心則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

【鏈接】

2013年8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評論”版刊發了江蘇師范大學孫經先教授的文章《“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該文提出，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作者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評論”版再次刊發孫經先教授的文章《“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該文指出，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這一重大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極大作用。該文逐一查證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確認其中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是虛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