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原：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

原標題：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

某些西方敵對勢力反復炒作中國餓死幾千萬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惡”，企圖動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

我去歐洲旅游，在巴黎街頭，碰見一位年輕的華人婦女向旅游團無償贈送和分發一份報紙，頭版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毛澤東中國三年大饑荒餓死3500萬人”，記得還有一個副標題：“揭露中共刻意隱瞞的驚天秘密”。后來，我又去日本、中國臺灣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類似的贈閱報刊，都有“中國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內容，只是數字有些不同，有的說餓死4000萬人，有的說餓死5000萬人，甚至有說餓死7000萬人的。

“三年大饑荒”，中國餓死幾千萬人，到底根據何在，是怎么統計出來的，我非常不解。后來，看到國內一些學者也這樣說。在理論界，不同意上述結論的學者也有許多。如江蘇師范大學數學家孫經先、山西大學教授梁展東、山西省數學學會理事長李勝家、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王紹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這種人口學研究被某些西方媒體和一些敵對勢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炒作，已經遠遠超出純學術范圍了，并且以此質疑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來，說到全國三年困難時期大量餓死人問題，舉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說，安徽一個省就餓死300多萬人。有的還把新中國成立初期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中所殺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說什么安徽餓死、錯殺400多萬人。有教授認為，1959—1961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應有630.6萬人。這些數字是怎么來的不清楚。

據我了解的情況，在全國31個省市中，安徽當時確屬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過去先后在蚌埠地委辦公室和安徽省委辦公廳工作，常能接觸到省、地、縣負責同志，曾不止一次聽到他們私下談過：在全省約有1/3左右的縣人口非正常死亡較嚴重，其中有無為、巢縣、廬江、宣城、定遠、鳳陽、肥西、肥東、亳縣、阜陽、阜南、臨泉、潁上、渦陽、蒙城、宿縣、濉溪、五河、懷遠、蕭縣、靈璧、壽縣、六安等縣。《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敘述到“三年困難時期”群眾生活狀況和人口變動情況時說：“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的嚴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這里記述的全國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是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3）、《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和《當代中國》叢書《當代中國的人口》等書的權威性記載。公安部的戶籍人口檔案資料與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國共產黨歷史》記載的全國1960年減少人口1000萬是可信的話，則一些學者所說的安徽餓死300萬、400萬、630.6萬人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因為，安徽一個省絕不可能占這么高的比例。何況安徽1960年、1961年減少人口中，除大量餓死外，還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分）。除此，還有相當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詳細準確分類統計是很困難的。

原標題：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

對這個問題，我有以下幾點粗淺認識：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因“左”的錯誤所造成的農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確實是存在的，損失是極其慘重的，應當永遠記取這一教訓。但是，我仍然難以理解“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4000萬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說。因為按照國家正式發布的人口統計數據，全國總人口1958年為65994萬人，“大躍進”從這一年開始，經過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發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總人口為67295萬人，較之1958年總人口并沒有減少，還增加1301萬人。當然，如果不是發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應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對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凈減少1000萬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只載明1960年減少1000萬人，是有依據的。因而，我對“餓死3000萬、4000萬甚至更多”的說法，難解其中奧秘。盡管有的刊物經常不斷地刊出全國各地一些餓死人的典型事例，這些事例也許是無懈可擊的，然而典型事例畢竟不能代替全貌。因為也可以舉出更多的并未餓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證明國家發布的數據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數據是錯誤的，我方能有所明悟。還有，按照常識，不應該把減少人口都說成是餓死的，還應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種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難免。2014年2月間，全國許多網站發布說，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320萬。這個數據真實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論，三年困難時期的減少人口中也應當有相當數量的其他各類非正常死亡，不能說都是餓死的。在一個省范圍內考察減少人口數，還應想到其中還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這一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也就是說，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因而，這是一種探索性質的錯誤。某些西方敵對勢力反復炒作中國餓死幾千萬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惡”，企圖動搖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

第三，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刻意隱瞞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不然，就不會將全國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狀況加以公布。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對人口狀況更是逐年發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字，時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向中央檢討所陳述的數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數字為300萬、400萬、630.6萬人是沒有科學精確統計根據的。當然，這絲毫不意味著安徽的問題不嚴重。之所以說曾希圣檢討的數字是可信的，是因為這是基于當時“揭蓋子”所統計的資料。所謂“揭蓋子”，就是根據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有組織、有領導并發動廣大干部群眾參與，揭露“五風”（共產風、平調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和“餓、病、逃、荒、死”問題的真相，特別是餓死人的數字要一個不隱瞞地逐級上報，并規定如隱瞞不報要給予撤職和開除黨籍等處分，有直接罪責的要逮捕法辦。事實上，當時就有一些地、縣委書記因“揭蓋子”不力或餓死人問題嚴重而受到嚴厲處分。同時，各級公安部門還要相應地逐一核實戶籍人口資料。在那種政治氣氛下所統計上報出來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字，一般來說是比較可信的。改革開放后各地編修的地方志有關人口變動數字，大多也是基于這些資料。有的刊物，不斷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當時負責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尋根溯源就是來自這些“揭蓋子”的材料，因而并沒有什么特別稀奇的，既不是共產黨“刻意隱瞞”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發現。只有不了解上述情況的人，才會相信海外一些報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謂“驚天秘密”，并進而認為“中共刻意隱瞞”，孰不知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自覺糾正“左傾”錯誤的實際行動。曾希圣在檢討中所說的“把原匯報的數字縮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調整（即把1960年死亡數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數），而且在“報告附件中都說明了”。所以，曾希圣檢討中所說的人口死亡數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餓死300萬、400萬、630.6萬人要可靠得多，也說明共產黨勇于承認和改正錯誤，是光明磊落的。

原標題：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

第五，人口變動是經濟社會變動的重要參數。人口學研究對研究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經驗教訓有借鑒作用。如果與社會經濟制度及安全環境聯系起來，安徽的情況也會對人們有所啟迪。例如據《安徽省志》（黃山書社2005年12月版）記載：清咸豐二年（1852），安徽人口為3765萬人，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安徽人口為2786萬人，幾乎近1個世紀，人口不但沒有增長，還減少979萬人。這與當時戰爭和災荒頻繁有直接關系。新中國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長很快，到1959年僅10年時間，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萬人。“三年困難時期”雖然人口大量減少，但由于黨和政府糾正了“左”的錯誤，餓死人現象很快停止下來，外流人口陸續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復過來，隨后又進入人口快速增長時期，到了70年代又實行計劃生育。這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我調整和糾錯的能力是很強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沒完沒了地一味向人們描述餓死人的慘痛景象，甚至無根據地加以夸大，這除了激發和加深人們的痛苦回憶和憤恨情緒外，其他還會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敵對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極力鼓噪“毛澤東中國餓死幾千萬人”，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險惡用心則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

【鏈接】

2013年8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評論”版刊發了江蘇師范大學孫經先教授的文章《“餓死三千萬”不是事實》。該文提出，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確實出現了“營養性死亡”現象，作者利用幾種不同的方法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營養性死亡”人數進行了估算，估計出這一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評論”版再次刊發孫經先教授的文章《“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該文指出，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餓死3000萬”這一重大謠言的傳播過程中，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起了極大作用。該文逐一查證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個重要的“餓死人數”，確認其中絕大多數關鍵性的“餓死人數”數據是虛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