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古今談——論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儒學古今談

——論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

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提出：“對傳統文化中適合于調理社會關系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涵義。”基于此，儒學在歷史上的向上向美之功，在今天的繼承與發揚之法，本文在此概說一二。

（一）儒學在歷史的發展

儒家文化能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主流文化，并非生而高貴，它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和驗證過程，尤其是經過了幾個關鍵的歷史時期，才形成了今天的儒學風貌。

首先，是春秋時期孔子的開創和戰國時期孟子的完善，在先秦時代確立了早期儒學。孔子學術的核心思想是“仁”，他首開私學、傳道授業，雖然也曾在故地魯國為官、雖然也曾帶領弟子周游列國以圖宣揚治國理念，但在生前，他的學術思想于政治上并未成功施行，此時的儒家學說，只是作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中的一個學術門派，陳述一家之言而已。所以孔子生前最偉大的成就是創立了儒家學派以及培養了弟子三千，使儒學擁有傳承衣缽的學生、具有將學理發揚光大的基礎，這是儒家教育遠遠高明于其他諸子百家的不朽之處。自孔子后，儒學經由曾子、子思等人而傳至孟子，孟子繼承著孔子“仁”的正統思想并進一步發展“仁政”理論，孔孟思想于此時形成了儒家道統，在諸子百家中蔚然大觀。

孔孟儒學，雖由孔子、孟子以畢生之力奔波于各國朝堂及講堂傳播，終究也只是文化個體的民間行為。而漢武帝時期的學者董仲舒，比較諸子的得失優劣、崇尚儒家的治國之道，認為理政治國、育民教子，以遵循儒學為佳。所以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進而將儒家思想提升為治國綱領、推廣為正統學說。儒學自此時起，真正將學術與政治聯系到一起，將為學與治國聯系到一起。這是儒家學說經過進一步的吸收、闡釋、發展，開始了儒學的政治化。

第三個重要階段，是宋代程頤、程顥、朱熹等儒學大家經過選擇性地吸收不同學派的思想，而形成了理學體系。尤其是朱熹，為儒家經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注釋，使這四部書成為官方欽定的“四書”，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這就將儒學益加鞏固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但凡讀書人，必讀儒家經典；但凡舉子，必為孔門弟子。至元代，蒙古族統治下的中國雖一度廢除科考制度，但知識分子并未就此廢棄儒學的教化，及至明清兩代的科考，必從儒家“四書五經”中選題、必以八股文形式解題、必依朱熹《四書集注》而“代圣人立說”，在中國古代社會，儒學于思想領域的一統天下達到極致。

在程朱理學之外，宋明時期還發展出了陸王心學，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強調“知行合一”，是“致良知”之學。繼承心學的大儒很多，他們學以致用、成就不凡，比如明朝赫赫有名的一代首輔徐階。

清末曾國藩，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于理學、心學皆有吸收、遴選和發展、應用，并且真正實踐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之路，修己達人，經世致用，武能治軍，文能安國，被評為是清代“中興第一名臣”，更被譽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而毛澤東也曾高度評價曾國藩：“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自近代新文化運動以來，一些學者將西方思想辯證吸收進本土儒學，在這種思辨之中，產生了新儒學，“融合中西哲學，以建立新儒學”。

以上是儒學在歷史上的幾個重要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