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10萬多干部上交5.2億元紅包 稱不敢隨便收了

索要“紅包”名目眾多

在黨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中央紀委負責人就曾表示，重點糾正領導干部利用婚喪喜慶、喬遷履新、就醫出國等名義，收受下屬以及有利害關系單位和個人的禮金行為，是2014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

被通報的案例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保護費型”。比如，廣東省鶴山市委一常委曾“帶隊”拿“紅包”。2013年初，鶴山市委常委梁某帶領鶴山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盧某等12名市直機關單位干部，接受某房地產開發商的宴請，并各收受該房地產開發商贈送的1萬元紅包。

——“蛀蟲型”。上海市紀委通報，2010年7月至2013年12月間，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內，浦東新區金融服務局以“會務費”等名義虛列支出，實際將公款用于購買購物卡和接待等，嚴重違反財經紀律。

——“借機斂財型”。天津市紀委通報，其下屬郊縣干部楊某借女兒結婚之機，收受同事、朋友禮金8.9萬元。被紀檢部門勒令一一退還。

除上述通報案例，近來在反腐高壓下，“紅包”新伎倆層出不窮。“包括‘微信紅包’在內，一些新的腐敗載體隱蔽性更強，已經成為紀檢部門打擊的新焦點。”高波說。

從“不敢腐”邁向“不想腐”

整治活動取得巨大成績，同時也暴露出各地情況的差異和一些不足。記者在目前公開的30余個省區市教育實踐活動成績單中看到，僅有5個地方曬出了上交“紅包”的金額，其余地方只是曬出了上交人數，違規細節鮮有提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說，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掩，中央層面可及時跟進政策要求，將“紅包”治理常態化。在強化干部“不敢腐”觀念的同時，向“不能腐”“不想腐”邁進。

如何改變乃至消除長期存在的官場“紅包”現象和“紅包”文化？蔡志強認為，一要有明確制度約束，有嚴格的追究機制，應該完善黨的紀律和相關法規，把收受“紅包”視同違紀；二是制度設置要科學，具體執行必須嚴格。

此外，不少專家認為，將收受“紅包”入刑也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收紅包就是受賄，送紅包就是行賄，尤其是一些企事業單位，更加應該明確。”任建明說。他建議，將公職人員收受禮金進一步納入法律法規的監管范疇。“要從根本上遏制‘辦事就要給人好處’的風氣，讓權力真正得到監督，改變部門、崗位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任建明說。（據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