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辯證地看問題”

在“兩極相聯”的意義上，矛盾雙方是同一矛盾關系的兩極，作為矛盾一方的對立面的另一方是前者自己所建立起來的對立面，是前者自否定的產物，由此才造就了事物的發展和矛盾運動。因此并非任何關系都能構成矛盾關系。如果事物的兩個方面之間不具有這種自否定關系而只是靠外在的力量聯合在一起或靠外在的標準維系在一起，那就不能說它們之間具有矛盾關系。至于《毒害》一文將任何事物都理解成由正反兩個方面或好和不好兩個方面所構成的說法，其實暗中遵循的乃是形式邏輯概念外延關系中的“矛盾”關系（如果兩個概念的外延完全不相同，并且它們的外延之和等于其屬概念的外延，那么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就是矛盾關系），而非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關系即“兩極相聯”關系，也就是混淆了形式邏輯（或知性邏輯）的矛盾概念和辯證法（或辯證邏輯）的矛盾概念。我們知道，形式邏輯是一種外延邏輯，它對于保證我們的認識的確定性和堅定性具有不可或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毒害》一文將形式邏輯的矛盾概念與辯證法的矛盾概念進行混淆的直接結果，則是將知性邏輯所形成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概念設計為孤立的實體性的存在，并使之膨脹為整個世界一切事物存在的最高根據和原理。這就是《毒害》一文對“矛盾”所做知性化、實體化理解的實質。

如果在“兩極相聯”的意義上理解矛盾和對立面的統一規律，那么“要辯證地看問題”實際上就意味著在具體的思維進程中要自覺運用辯證邏輯的矛盾分析法、整體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其中，矛盾分析法要求人們將事物的發展過程理解為該事物內部蘊含的矛盾關系運動的過程即該矛盾關系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過程，要求人們從“同一矛盾關系”出發去考察矛盾的“兩極”；整體分析法要求人們將復雜的研究對象視為一個一切關系要素同時存在又相互依存的、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在變化過程中的“有機整體”，強調個別的社會現象、領域或過程只有放到整體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和說明；歷史分析法強調在分析具體問題時要充分意識到各種社會事物或現象得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要首先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里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毒害》一文的一個理論基點就是對矛盾分析法的“一分為二”原則進行了知性化、實體化的曲解。

“一分為二”其實只是個比喻性的通俗說法。矛盾分析法意義上的“一分為二”預設了矛盾分析的起點是“同一矛盾關系”。其中的“一”是指同一矛盾關系，“二”是指同一矛盾關系的“兩極”。只有從“同一矛盾關系”出發才能對毛澤東提出的“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做出合理的理解：對于復雜的矛盾關系體系來說，其中某一矛盾關系的兩極也可能又分別是某種次一級的矛盾關系，那么這個作為“母體”的矛盾關系也就是一種“關系的關系”；在考察這個矛盾關系體系的整體運動過程時，在不同的認識條件下會有不同的認識焦點和關注階段，因此就需要分清主次和考察順序，就要在矛盾關系運動的特定階段首先抓住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那“一極”，在此基礎上再去進一步把握整個矛盾關系體系運動的全局。 《毒害》一文脫離了“同一矛盾關系”這個基本前提去抽象地判定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包含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兩個方面，將“一”理解為一個抽象實體而非一種關系，將“二”理解為同一實體割裂開來的非此即彼的兩個部分，顯然遠離了矛盾分析法的本來面目。

可見，《毒害》一文所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首先對辯證法的矛盾概念和對立面的統一規律做了知性化、實體化的理解，然后又回過頭來對這種被曲解了的“辯證法”大加鞭笞。該文從一個相反方面警醒我們，當前普通民眾中對辯證法的知性化、實體化理解方式依然是那么有市場；同時還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怎樣搞好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建設，將“論壇哲學”的成果更好地融入“講壇哲學”之中，切實做好提升普通大眾哲學素養的工作。其實，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例子早已有之。擔任過蔣介石高級顧問和幕僚的馬璧教授在1984年曾說，蔣介石退到臺灣后曾不止一次在高層人士會議上總結過經驗教訓，亦曾對屬下說過：“我們和共產黨的較量，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失敗，也是人心上的失敗。比如共產黨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你們怎么就拿不出來！”馬璧教授還在贈艾思奇紀念館的詩題注中寫道：“1949年蔣介石檢討戰敗原因，自認非輸于中共之軍隊，乃敗于艾思奇先生之《大眾哲學》。1975年時蔣經國尚提到《大眾哲學》思想之威力。”《毒害》之類網文的流行表明，雖然我國已經實施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推出了一批重點教材，但面對當前復雜的意識形態格局和大眾傳媒的飛速發展，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工作上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