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八大城市公眾社會信任水平回歸“尚可信任”

改革開放到現在，就是一個社會共享價值觀“摧毀和重建的過程”

如果用“全民矚目的社會熱點事件”，來折射社會價值觀，王俊秀最后在報告中列出的，有郭美美炫富引發的“紅十字會”信任危機、“我爸是李剛”事件、藥家鑫案引發的司法信任危機、“小悅悅事件”引發的“看到跌倒者要不要扶”討論、以及近年來在重慶打黑時發生的“顛覆性巨變”。

“這些熱點事件背后，可以看到當前社會價值觀的形態和變化。從事件發生后，社會的態度和反應，可以清楚地折射出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價值取向……雖然這些事件都是個案，但個案背后涌動的社會心態和行為，無疑不能理解為是特殊情境下的意外發生，這種標本式的事件所揭示的社會價值觀念，比學術的測量和調查更為深刻和真實。”研究報告指出。

王俊秀認為，目前的中國社會，是社會價值觀念最為多元的時期，這也會是“使人迷茫的時期”。中國社會在較短的時期內，發生了“太多大的變化”，社會共享價值觀也在“不斷被摧毀重建”，90年代改革開放到現在，恰好是一個最新的重建過程。

他在報告中尖銳地指出，當大多數人在感慨和譴責社會出現“道德滑坡”的時候，“往往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立場”，拉開距離進行“審視和批判”。在他看來，所謂的道德滑坡，其實就反映在每個人“對于構成道德基礎的日常信念的摒棄和不堅守”。人們用清楚的分界線，對自己和他人“采用了不同的價值標準”。

“傳統價值觀崩塌之后，社會行為也會失序，堅守傳統社會共享價值觀，就是守衛道德底線。”王俊秀試著向中國青年報的記者解釋，究竟該如何理解共享價值觀和信任水平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并不是一個包含著另一個，只能說，共享價值觀的重建，對信任水平回升有一定影響。其實，今年這份研究報告的重點，是社會共享價值觀。”

這位社科院研究員回想起了彭宇案，這起2006年末發生于中國江蘇南京市的民事訴訟案，一度引起巨大爭議，引發了人們對城市人際信任現狀危機的擔憂。

他分析說，21世紀以來，信息革命推動我們進入了“后工業社會”，信任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從過去適用于熟人社會的“習俗型信任”，開始受到新的適用于陌生人社會“契約型信任”的沖擊。

今年出版的這本《社會心態藍皮書》中，調查顯示，“在市場化進程中，人們對于契約觀念的認同程度在逐漸提高”，而契約觀念“與人際信任和安全感存在顯著相關”。

社會學研究中所說的契約，是社會成員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群體與國家之間，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約定，涵蓋了法律、道德、風俗習慣。而前些年引發公眾信任危機的，正是一種名為“人緣契約”的東西，那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沒有明文規定的道德期望。

“如果社會共享價值觀建立起來了，就比如，你堅信公平與正義，就算你偶爾遇到了詐騙，也不會懷疑社會，這就是說，你對社會的信任感建立起來了。”王俊秀說。

社會信任水平以及共享價值觀的重建，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今年《社會心態藍皮書》的調查數據也顯示，總體信任水平的回升，卻并不意味著，“信任危機”的陰影已經不復存在。

在這次城市調查中，8個城市里，廣州被調查者的社會信任水平最高，而上海、北京、哈爾濱和武漢4個城市，仍然處于“不信任”水平。

藍皮書中給出的原因是，城市規模越大，外來人口越多，“城市管理和服務供應不盡到位”，“社會經濟改革較快變動”，再加上部分城市近年來有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社會矛盾較為尖銳”，以至于信任程度“未達及格線”。

商業行業中，旅游業和廣告業的社會信任問題仍然較大，遠遠比不上公眾對銀行的信任程度。

“這種信任一方面來自對周圍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也來自媒體報道。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的側重不同，也影響社會信任水平。”報告說。

王俊秀試著讓記者明白，社會心態的調查數據，實際上更多是人們的“主觀心態”，而不是“社會事實發生的客觀變化”。比如，人們“認為的社會機構和團體詐騙減少了，可以信任了”，犯罪率調查的詐騙案數據卻不一定真的減少了。

但他承認，整體的社會信任程度的確在上升，盡管“幅度很小”，但這是“連續數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王俊秀表示，他也在不斷思考信任水平回升背后的原因。

“原因很復雜，除了報告里給出的那三個原因，還有許許多多的因素影響著人們。對這個結果，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王俊秀斟酌著用詞，“這或許是因為，現在全社會整體的共享價值觀正在重建。”

事實上，拿到最近這一次調查的最終數據之后，這位發展社會學博士并沒有感到意外：“一次小幅度的回升的確可喜，但社會信任水平以及共享價值觀的重建，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謹慎地思考了片刻之后，他最終給出了一個比較確切的期限——10年。記者 張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