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盛世強國的保障

（一）“法治”與“法制”

當我們談起“法治”的時候，常常會將它與“法制”混淆。法制，是一種法律化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種依法治國的觀念；法制，是社會秩序的管控法則，而法治，是全體公民的內心準則； 法制，是靠法令的硬性規定來實行他律，而法治，是靠民眾的思想意識來實現自律；法制，通過制度規范行為，強制遵守法規，是治國的手段，而法治，實現全民意識統一，自覺依法行事，是治國的目標。

“法制”社會的他律方法，是確保人依法行事的必要手段，而“法治”觀念和自律精神的真正建立，才使人從受制度支配走向了自覺依照觀念行事，才使人從必然王國走向了自由王國，這才是一個社會經由“法制”的治理方式走向了“法治”的理想狀態。

所以，我們的社會，既需要制度的強大保障，更期待觀念的深入人心。當“法治”成為舉國上下高度統一的行為認同，人們便可以自覺遵循內心準則的感召、接受自我的約束，而不是尋求外部規則的漏洞、挑戰法規的底線。

中國很早就有了“法”的意識，認識到依法治國的必要性?！豆茏印氛f：“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法，是所有社會行為的準則規范。而《韓非子》說：“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亂?！币粋€家庭若有恒常的產業，即使遭遇饑荒也不會挨餓，一個國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難也不致混亂。法，是規范社會的法尺、是穩固事態的準繩，這就是古人對法治的重要認識。

但是，并非認識就能落實成行為，并非規則就能維護住秩序。比如《史記》中記載有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古時烽火的點燃，是涉及到軍事戰爭和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具有嚴格的制度規范。在周代，鎬京附近修有二十多座烽火臺，每當京城告急、天子有難，烽火便一座接一座地點燃，四周諸侯看到這狼煙四起，便知軍事緊急、家國垂危，紛紛帶兵前來、勤王靖難。但周天子與諸侯王之間這嚴肅的契約，卻被周幽王當做博美人一笑的游戲。他為了引逗艷若桃李卻一向冷若冰霜的妃子褒姒展顏一笑，便上烽火臺燃起烽火，招各路諸侯前來一會。當各地兵馬火速奔來準備與設想中的侵略者誓死一戰的時候，卻見他們效忠的對象正與美人在城上開懷大笑，認為這樣兵馬齊聚的戲劇化場景非常有趣。而由于褒姒難得地笑了，大喜之下的周幽王頒給獻出這個“烽火戲諸侯”計策的佞臣以千金作賞，這便是“千金一笑”詞語的由來。

可是，周幽王只看到美人的笑顏，卻沒看到將士的怒火，他戲耍了法則的嚴肅性，法則便要戲耍他的號召力。周幽王以為找到了觀賞喜劇的最佳節目，真實而刺激，便頻頻以烽火之號戲弄諸侯。于是，當國內的反抗者與邊疆的侵略者聯合前來進犯鎬京時，他縱使命人將烽火一燃晝夜，也不再有救兵前來。走投無路的周幽王，死于敵軍之手，西周也就此滅亡。

烽火報警的制度，本是古時邊防的有效傳遞法則，但周幽王的思維中卻絲毫不存法之意識，他個人的治國荒唐凌駕于法規嚴整之上，使“法制”規則名存實亡，使一代天子國破家亡，他是從思想意識之初，就始終欠缺對“法治”觀念的理解和尊重。

這便是一種“法制”手段與“法治”思維的斷裂，雖然設定了嚴格的法規制度，卻沒能依照法治的思維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識的頭腦所拋棄。因此，既要用“法制”的準則，來維護“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維，來指揮“法制”的執行。

這就如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所說：“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設立了法制卻不善加執行，等同于無法的社會。而紀律嚴明的兵家卻深諳此道，《史記》中還記載了孫武訓兵的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吳王要考察孫武的本事，命他以練兵之法來訓練宮女與后妃。這些后宮女子，對于模擬軍訓之事倍感新奇，不肯聽從孫武的指揮，總是嬉戲笑鬧。孫武將她們分成兩隊，在交待清楚綱紀口令之后，看女眷們依然無事紀律、一味嬉笑，于是下令將兩隊的隊長、也就是吳王的兩位愛妃依照軍法處死，連吳王為之求情也置之不理——孫武認為，軍法當前，令出必行。如此一來，宮女們再不敢無視法令，全隊肅然齊整。

孫武起初規定的“法制”命令，宮女們不以為然，并沒有接受為“法治”層面上的理解。理解得不到位，執行就沒力度。孫武其后通過以儆效尤，讓“法治”的觀念深入到宮女們思維中，“法治”才真正上升為自覺指導行為舉止的思想意識。而這種思想意識推廣成全民意識，治兵之道推廣為社會治理，便是法治社會的形態。

《韓非子》中說“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而法的用途不僅在于古人理解中的治理人民，更在于今天社會中的維護人民，當今的法治社會，是要依從法治，為民服務。

這便涉及到“法治”與“法制”的根本不同：法治，是以教化來實現思維方式上的依法觀念，法治意識的培養，是期待著“防于未然之前”；而法制，是用禁令來規范道德底線上的守法行為，法制規則的設定，是執行著“懲于已然之后”。

法治的教化，是在培育人心中善的種子，使人性之善發揚光大；法制的嚴令，是在懲罰人心中惡的因子，令人性之惡交付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