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藍圖里“四大關系”：立法與改革相銜接

依法治國與全面深改

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會上，習近平提出了“姊妹篇”的說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形成了姊妹篇。”

去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以“60”條全面深改的具體措施，成為新時期改革的綱領。而今年四中全會的《決定》，在改革力度上也媲美三中全會——一份不到2萬字的文件，就提出了180多項具體的改革措施。

為何法治和改革可以成為相互依存、相互推進的“姊妹”？27日的會議上，習近平這樣描述全面深化改革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需要深化改革。”

面對更加“難啃”的改革硬骨頭，更需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今年2月，在中央全面深改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就指出，“凡屬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改革同樣為法治提供了動力和推動作用。在30多年的改革實踐中，中國的許多方面，都是一個“試點—推廣”、“試驗—確立”的過程。經濟領域如此，法治領域亦是如此。

因此，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表述：“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