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憲治國、依憲執政與西方憲政的本質區別

三、制度基礎和運行機制方面的差異

馬克思曾指出：“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選舉的性質并不取決于這些名稱，而是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西方憲政盡管標榜“主權在民”，但是公民選舉、政策制定常常被金錢、財團等影響和操縱，成為“金錢的政治”。這種民主本質上是資本的民主，服務于以私有制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保障的是資產階級根本利益。比如，美國總統和議會由選舉產生，但是選舉的基礎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寡頭所有制之上的，美國的主流政黨、媒體、智庫及教育和學術機構，都有鮮明的私人資本屬性，都由大資產階級嚴格控制，這就決定了美國政治選舉的整個過程也必然被資本所操縱。由此可見，西方憲政民主所標榜的三權分立和議會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內部的一種權力分配、交換和平衡機制，普通民眾難以參與其中，在實踐中也暴露出議會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政策短期化、功利化等種種弊端。

與西方憲政模式不同，我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政體是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政體，體現了我國的國體，既能充分反映廣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體人民的統一意志，既能保證國家機關協調高效運轉又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選舉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民主形式；中國共產黨通過群眾路線，將人民大眾組織起來管理國家，則是民主的實質。前者為后者服務，后者決定前者的性質。黨將人民大眾組織和團結起來，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和法律，管理自己的國家，這就是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起來的人民民主。

四、憲法解釋權和審查權上的差異

在美國憲政制度下，雖然憲法解釋權（即“違憲審查權”或“司法審查權”）至關重要，但這一權力卻被聯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所控制。這9個大法官由總統提名而非民主選舉產生，既不對民眾負責，也不受議會控制。他們一般都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著名法學家和律師，少部分則是資深政客。20世紀美國著名大法官查爾斯·休斯任紐約州長時，曾在1907年發表過這樣的感慨：“我們生活在憲法之下，但這個憲法是什么意思，卻是法官們說了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指責和抱怨更加嚴重：最高法院“在不間斷地開著制憲會議”。美國這些政要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抱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國憲政的真相。美國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由大資產階級挑選代理人來制定、修改和解釋憲法。主導美國法治如何運行的，其實是大資產階級的人治和專制。

無論如何，美國的議會民主性顯然要高于聯邦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卻有權推翻議會的立法，這顯然是一種反民主的制度設計。美國建國者們設計這種所謂獨立的司法體制，主要目的就是保護少數資本權貴免受“多數人的暴政”。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承認，按照民主和自由的原則，“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最高長官的任命，均應來自同一權力源泉——人民”，但是為了防止所謂的“多數人暴政”，他們著重強調“特別是在組織司法部門時，嚴格堅持這條原則是不利的”。即組織司法部門時，不能堅持民主原則。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都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人大則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全國人大的職權包括修改憲法、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等等。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還提出，要“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與美國憲法的解釋權、審查權被少數壟斷寡頭的代理人控制不同，我國憲法的解釋權和審查權在全國人大，在黨和人民群眾，充分體現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