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憲法日特刊：從認識憲法到尊重憲法

【法學講堂】

“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zhí)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zhí)政。”——作為一個多年教授中國憲法學的教師，筆者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這個帶有堅定判斷的語句由衷感到寬慰和感動。

為什么要尊崇和敬畏憲法？憲法與黨的領導有何關系？如何讓憲法成為公民的信仰？在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到來之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再次思考并尋找答案。

10月29日，在江蘇省淮安市盱眙縣公安大樓前，獲得盱眙“我最喜愛的人民警察”稱號的10名優(yōu)秀警察莊嚴地向憲法宣誓。新華社發(fā)（周海軍攝）

“憲”之根本性是人們敬畏憲法所在

古人云：“懸法示人曰憲，從害省，從心，從目，觀于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接于目，怵于心，凜乎不可犯也。”今天，我們若再審其義，“憲”也有“表示”與“博文多能”之意。表者，使對之省察，當畏之。博多者，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心藏之。所以便有“憲章文武”之言，使人有所取法。中國古人對“憲”或“憲法”的這種表述，已隱含了今天我們所言憲法的根本性。當《中庸》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來表達這種根本性時，其中也蘊含我們現(xiàn)代人使用的正當性概念。

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差異就是，中國人對人類事務的正當性判斷并不是從一個超驗的實體（如上帝）那里領受的。中國的正當性來源是經驗的、歷史的，如《孟子》所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同樣，像堯舜禹、文武周公這樣的圣賢，不只是些過往的偉大歷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皆以取法的典范。他們不但為中華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為后世的中國提供了有關人類事務（如政治）的正當性標準。

在中國文化里，“根本性”從來都不是一種純粹的實證性，而始終隱涉了一種德性判斷。換言之，因為“憲”是由像堯舜、文武這樣的偉大圣賢確立和規(guī)制的，它本身就是正當性之源，人們沒有理由不敬畏與尊隨。中國的“憲”與“憲法”的根本性，并不是來自于西方意義上的“規(guī)范等級”中的“最高規(guī)范”，而是由確立者或制定者的正當性決定的。也就是說，問題不在于這種體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質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賢的制度和典章。“憲”與“憲法”本身也涵攝了使用該詞語的人所體驗到的那種充滿敬意的主觀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