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憲法日特刊：從認識憲法到尊重憲法

【法學講堂】

“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作為一個多年教授中國憲法學的教師，筆者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這個帶有堅定判斷的語句由衷感到寬慰和感動。

為什么要尊崇和敬畏憲法？憲法與黨的領導有何關系？如何讓憲法成為公民的信仰？在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到來之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再次思考并尋找答案。

10月29日，在江蘇省淮安市盱眙縣公安大樓前，獲得盱眙“我最喜愛的人民警察”稱號的10名優秀警察莊嚴地向憲法宣誓。新華社發（周海軍攝）

“憲”之根本性是人們敬畏憲法所在

古人云：“懸法示人曰憲，從害省，從心，從目，觀于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接于目，怵于心，凜乎不可犯也。”今天，我們若再審其義，“憲”也有“表示”與“博文多能”之意。表者，使對之省察，當畏之。博多者，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心藏之。所以便有“憲章文武”之言，使人有所取法。中國古人對“憲”或“憲法”的這種表述，已隱含了今天我們所言憲法的根本性。當《中庸》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來表達這種根本性時，其中也蘊含我們現代人使用的正當性概念。

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差異就是，中國人對人類事務的正當性判斷并不是從一個超驗的實體（如上帝）那里領受的。中國的正當性來源是經驗的、歷史的，如《孟子》所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同樣，像堯舜禹、文武周公這樣的圣賢，不只是些過往的偉大歷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皆以取法的典范。他們不但為中華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為后世的中國提供了有關人類事務（如政治）的正當性標準。

在中國文化里，“根本性”從來都不是一種純粹的實證性，而始終隱涉了一種德性判斷。換言之，因為“憲”是由像堯舜、文武這樣的偉大圣賢確立和規制的，它本身就是正當性之源，人們沒有理由不敬畏與尊隨。中國的“憲”與“憲法”的根本性，并不是來自于西方意義上的“規范等級”中的“最高規范”，而是由確立者或制定者的正當性決定的。也就是說，問題不在于這種體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質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賢的制度和典章。“憲”與“憲法”本身也涵攝了使用該詞語的人所體驗到的那種充滿敬意的主觀感受。

中國憲法是“中國共識”的結晶

中國古典的“憲”制，與我們今天的現行憲法體制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現行憲法之所以具有根本性、正當性，并不是來自于古典時代的圣賢之德。它也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憲法，中國的憲法確立者從未把憲法理解為某種契約，如，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契約，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契約等等。中國的憲法是中國共產黨與它領導的人民之間經過一系列程序所達成的一種共識。中國憲法是“中國共識”的一種結晶。中國憲法的確立過程，涉及眾多因素和各種復雜關系，在這些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者有：中國共產黨，它是憲法確立的領導者；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一起構成了五四憲法的起草者。然后經過各個層級的討論、征求群眾意見等民主環節，最后由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憲法的確立過程便是共識達成過程，憲法的頒行就是共識的凝聚。毫無疑問，這樣一個具有中國特性的“中國共識”對參與共識形成的各方具有最高約束力，任何一種違反憲法的行為便是對這一共識的損壞，其危害性不僅使共識無法修復，而且會導致崩塌與解體。改借一句名言來說就是，一種違憲的行為的危害性十倍于侵犯人生命的犯罪，后者糟蹋的是法律的水流，前者弄臟的是整個水源。

中國憲法的“中國共識”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智識。西方憲法在理論上首先假定了人民與政府的二元結構，而中國憲法則強調是領導者與人民的一致性。中國古人把這種一致性表達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水可載舟，也可覆舟”。這些都是中國政治法律思想有關治理者與其人民關系的最早表達。這種表述方式是一種警示，它告誡治理者與被治理者應正視這樣一種相互依存關系；治理者不能漠視人民的訴求，人民也應服從賢明治理者的治理。而能不能重視這樣一種關系，是衡量治理者是否賢明的重要標志。同理，治理若只是為了治理者的利益，治理者就不會從這種特權中獲益，而且會招致政權危機。“水舟關系”是雙方互利的一種關系，是中國古典智慧在政治領域的運用。

現行憲法的“中國共識”無疑包含著這一古老智慧。在這種“水舟關系”中，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者便是“掌舵人”，而人民就是這條航行于現代化海洋巨輪之下的滔滔之水。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嚴格履行它的綱領和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它的底色；人民在現代化的航程中也需要中國共產黨這個領路人。中國憲法就是這種關系的隱喻表達，是由中國革命和發展過程并通過某種程序而凝聚成的共識。這是中國憲法之為根本法的關鍵所在。

憲法日喚起公民對共識的信守

“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這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

憲法寫在紙上只是一些字，它鮮活的生命只存于實踐。憲法只有在動態的實踐中，人民才能感受到這種共識的價值和意義：憲法不是懸置于高處的一紙文件，而是扎根于人民油鹽米醬醋的實實在在的具體生活之中，它相距我們不遠，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它既關切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也關注我們普通百姓的細小散碎，譬如，我們的房屋應不應該拆遷？我們的土地應不應該被征用？這些就是憲法所說的公民基本權利。

令人鼓舞的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把每年的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并確立了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制度。毫無疑問，這兩個規定是憲法實施的重要內容或部分，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國家憲法日針對的是我們每一個國民，可以想見，12月4日這一天，作為中國公民，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會知道這一天的意義。如果國慶日喚起的是我們每個國民對國家的家園之感，那么，憲法日喚起的是我們每個公民對那個曾經的“約定”或共識的信守和遵從。

向憲法宣誓制度的意義能否這樣來理解，宣誓既是一種儀式，也是一種承諾。儀式能夠激發人的內心深處的皈依感；而憲法宣誓儀式則能增強憲法的威嚴和信念，最終達成對憲法的信仰。承諾的本質是不被違背的決心和意志，猶如結婚典禮上兩位新人手上各自的那枚戒指，當彼此戴在對方手上之時，就意味著誓約的完成，那枚戒指也將伴隨一生，只能戴不能摘。

當然，這兩個規定只是憲法實施的開始，而憲法實施概念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除了健全全國人大常委會憲法解釋的程序機制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條件成熟之時還應成立專門的憲法實施機構——憲法真正成為“活的憲法”，還在于憲法文本，包括具體條文能在專門機構得以實施。憲法與普通百姓相關，說到底是憲法的具體條文與他們相通。

憲法就似畢業證，它記載了學業的結果，拿在手里若有一種沉甸甸的感覺，那這個民族就畢業了。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王人博）

【憲法日大家說】

今年12月4日，是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在全社會普遍開展憲法教育，弘揚憲法精神，離不開每一位公民的參與。今天，我們特別從法官、律師、學生這三個代表人群中各邀請一位代表來講述他們與憲法的故事，敬請讀者關注。

12月2日，在國家憲法日到來之際，山東濰坊大家洼邊防派出所民警走進當地校園，為小朋友宣講憲法知識。 光明日報記者 劉新武攝

鄒明宇（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為建設法治中國貢獻力量

12月4日是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對我們法官而言，在經人大常委會任命為審判員后，需要公開向憲法宣誓，公開承諾忠于和遵守國家憲法，自覺維護憲法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帶頭遵守憲法法律，帶頭嚴格依法公正辦案。

憲法與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密切相關。第一，人民法院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這就要求我們在審判、執行中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執法辦案，推進嚴格司法和公正司法，確保法律被嚴格遵守和實施。

第二，憲法是審判獨立的制度保障。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條規定是法院獨立審判的保障，保證了法院能夠將依法治國方略落到實處。

第三，審判獨立也推動憲法的實施。我國的憲法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我國立法法，最高人民法院有提請啟動憲法監督的權力。在司法實踐中處理合憲性問題，現有的做法是逐級上報至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請憲法解釋機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如何把四中全會的要求落到實處，還有待更多改革舉措的出臺。

憲法的根基在于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在我國，大家對憲法的認識遠不及對法律的認識。今年12月4日是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全國法制宣傳日。每年，我們作為法官，都借此時機開展以憲法法律為重點內容的法制宣傳活動。近幾年來，我所在的北京市一中院開展了大量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宣傳活動，例如，組織庭內法官進企業、進校園、進社區開展普法活動；利用網絡公開課對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解答；利用法官職務微博平臺引導社會公眾形成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的法治理念等等，這些活動均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我們將會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為建設法治中國貢獻一分力量。

（光明日報記者王逸吟、通訊員常鳴采訪整理）

丁濤（北京市普賢律師事務所主任）：讓憲法走進每個公民的生活

作為專注服務于私人法律服務項目的律師，我對憲法的實施有很多案例和體會可講。

憲法是母法，是根本法，是依憲治國和確立法治信仰的基礎。我在10多年的執業過程中，承辦過不少勞動爭議、離婚繼承、股東權益保護等案件，回顧這些執業中為當事人維權的經歷，讓我看到公民權利被侵犯時有發生，深深體會到法律規范并保護被侵權人權利的重要，而法律的根本源頭是憲法這一母法，對母法的充分認知和尊重，是依法辦事的基礎，是依法維權的基礎，是依法治國的基礎。

盡管憲法在個案中不被直接適用，但憲法的精神體現在每一部法律當中，體現在每一個案件當中。比如憲法第49條關于子女對父母贍養義務的規定需要具體的法律規范落實，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就細化了這一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休假的權利。”

我國社會老齡化的現實推動了探視父母義務的立法化、家庭憲法保障的具體化。探視父母屬于義務道德，法律應當符合道德。法律也需要社會文化認同的支撐，不能只講權利義務的平衡而忽視正確是非觀的構建。精神需求是沒有辦法通過外加的強制力予以實現的，“常回家看看”只是一個倡導性規范而非強制性規范。我曾辦過一個案件：孤身一人的李先生有一兒一女，由于子女不孝，李先生將自己的財產一套房子和大額存款遺囑贈給了他的保姆，李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來主張繼承遺產，最終該保姆依據公證的遺囑，得到了相關遺產。公民有自己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作為子女不僅要從物質上，更要從精神上關心照顧好老人。

我認為，國家憲法日對樹立公民的法治意識、推動憲法實施具有深刻意義和深遠影響，讓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法律顧問，是推動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我和我的團隊正在努力搭建為普通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的私人律師平臺，通過這個平臺，讓更多的人了解法律，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權利不被侵犯。

（光明日報記者梁捷采訪整理）

易靜（蘭州大學2014級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憲法，不只是條文

憲法，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嚴肅而恭敬的想象。初中時，憲法于我而言仿佛只是存在于歷史和政治課本中的那一句“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讓人摸不著頭腦。到了高中，在一次討論課上，關于我國憲法制定和修訂的歷史，憲法的作用以及憲法對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意義等問題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對憲法的認識。

通過討論學習，我知道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共制定、頒布過4部憲法，并經過了4次修正。我明白了憲法不僅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而且規定了我國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我國政治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據。

雖然憲法的基本常識是每個人必備的知識，但我認為，憲法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它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法律條文，而在于它與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是將人們日常生活與個體權利自由相連接的保障。然而，在現實中，憲法對許多人而言還只是抽象晦澀的法律文本，與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似乎并沒有太大關系，更談不上憲法意識。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說過，真正的憲法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每個公民的內心里。如今，對于已經步入研究生階段學習的我來說，憲法和法律是與我學習和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小細節。作為一名準新聞人，我深知通曉各種學科知識對本學科的業務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其中憲法和法律知識尤甚。在以后的學習和生活中，我會更積極地學習憲法和法律知識，培養憲法和法律意識，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的基本義務，同時在個人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能夠運用憲法和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光明日報記者殷泓采訪整理）

【憲法大事記】

1949年9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發揮了臨時憲法的作用，為1954年憲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1954年9月

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共4章106條，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1975年1月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誕生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形成。

1978年3月

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憲法。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分別對這部憲法進行了修改。

1982年12月

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憲法。這部憲法繼承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一部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根本法。

1988年4月

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對私營經濟的地位、作用等作出明確規定。這是新中國第一次采用憲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憲法。

1993年3月

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改革開放”等寫入了憲法。修正案內容還涉及縣市級人民代表大會任期等。

1999年3月

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地位、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國家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等寫進了憲法。

2004年3月

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寫進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