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層公務員：幸好老婆不是公務員 比我能掙

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擬在職務晉升之外，為縣以下基層公務員開辟職級晉升通道。“一直不升職，也可漲工資”的核心表述，讓無數基層公務員有了新一輪期盼，也引來不少民眾質疑。基層公務員到底是什么收入水平？這工資又該怎么個漲法？

現實

“月入四五千，

一輩子頂多當個科長吧”

公務員的工資結構，其實一點也不神秘。現行《公務員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其中基本工資由職務、職級工資構成。前者根據不同行政級別劃定，例如辦事員為340元、科員380元、正科領導510元。后者由學歷、工作年限確定。職務、職級工資均“明碼標價”，全國統一，自2006年7月1日以來未曾調整。而津補貼則相對靈活，通常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財政水平確定。對北京公務員而言，這是他們收入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西城區某街道負責安全監察工作的小趙，入職至今八年，所有收入算在一起，每月到手不足五千元。“以前會有一些購物卡，現在真是一點也沒有了。”好在身為“老北京”，小趙省去了住房花銷，工資還能“應付”。

安全監察事無巨細、小趙平日的主要工作便是巡邏轄區企業，上報安全隱患。平時還要對企業、商家進行安全培訓與政策傳達，再就是領導交代的一些文案工作。上下班時間基本固定，但年節時因為安全隱患查處壓力大，反而要加班。

到街道辦八年，仍是科員的小趙挺想得開，“真在這兒做一輩子，頂多也就當個科長吧，反正我們本身也只是個處級單位。”不過，最近他和同事們倒樂觀地認為，加薪可能快了。“錢確實賺得太少，而且這么多年都沒漲過了。”

“幸好老婆不是公務員，

賺的比我多”

與“土著”小趙相比，海淀區某單位公務員劉濤則顯得更為落魄。三十幾歲的他雖已是副科級別，但月工資僅有4700多元。算上每季度發放一次的2300元津貼和年底萬余元的績效獎，一年到頭除了7萬多元的收入，其他任何福利都沒有。而能升到副科，對劉濤來說已經頗為不易——他在公務員系統內跳了三次槽。“要不然現在這個單位有幾百人，又只是處級單位，很難往上升。”

工作多年，孩子也已出生，劉濤一家三口還租住著每月3000多元的小房子。“幸好老婆不是公務員，賺的比我多。”在他看來，公務員工資也要建立正常增長機制，“比如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每年增長百分之幾。”

雖然去年通過內部遴選，林麗從之前的“冷衙門”考到了如今在不少人看來很搶手的熱門崗，但與翻了七八倍的工作量不成正比的是，由于她工作四年來“科員”的職務級別沒有變化，每月四千多元的工資始終紋絲不動。“只要級別不變，忙得腳不沾地或者喝茶看報紙，拿的錢都一樣。北京實行公務員陽光工資，冷門熱門都一個水平，沒什么額外福利或油水可談。”

想漲工資，只能盼著高升。可在林麗的單位，十幾個科員爭兩三個副科的位置，競爭十分激烈。即便升上副科，每月也只多四五百元，往上升正科就更難了。目前她最能“指望”的，就是等到工作年限滿五年，每月漲100元工資。“平均算下來，一年工齡漲20塊錢。”

期待

“真正對績效進行考核，累也能累出點價值”

“任何行業都很正常的工資增長，一到公務員這兒就引得群眾紛紛反對, 感覺很多基層公務員都被‘貪官’的形象拖累了。”小月是福建寧德某鄉鎮一名年輕的基層公務員，剛進系統時工資只有1900余元。去年趕上了2年一次的調檔，轉正后每月多了三四百元，這便是全部收入。“有的人干了一輩子，快退休了工資也不到三千。我們的鄉鎮長，副處級別，到手工資四千多。大家總覺得只要公務員就都是官，福利多著呢，實際上由于八項規定等等，真的沒有福利了。”

而在一些經濟不發達的鄉鎮，公務員工資中的“津補貼”甚至可以無限低下去。馬亮2009年考入河南平頂山某鄉鎮政府辦公室，5年過去了，他的工資依然只有1500元，且看不到晉升希望。尚未結婚的他住在鎮政府“一張床、一張桌”的簡陋宿舍里，到哪兒幾乎都走著去。而囿于生計，政府里不少公務員偷偷做著第二職業。“比如擺小攤，晚上在路邊賣小孩的衣服，一件20元至50元這樣。”

馬亮坦言，自己正處在憋悶和矛盾之中。每每試著跟人家澄清基層公務員的真實狀況，人家立刻甩一句，那你辭職啊！“在鄉鎮本來就難找工作，當初公務員也是辛辛苦苦考的。現在競爭這么激烈，什么工作能說辭就辭啊？辭了職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嗎？”他曾向父母吐露過希望辭職出去打工的念頭，但父母認為供他上學本已不易，不希望兒子“折騰”，公務員好歹說出去體面。

多位基層公務員表示，若工資不再只跟職務職級掛鉤，對升遷無望的自己來說，至少多點盼頭。但與此同時，到底按什么標準漲工資，是否會導致能者不為、愚者妄為，也成了他們共同的擔憂。

“按工齡來比較合理，但還是希望能在某個程度上實現按勞分配。”在小月看來，單位里游手好閑的“老資格”不少，“早上不來或者遲到，到了之后做不了多少事情。群眾找人也不在，四處溜達、提前下班……”而馬亮抱怨，從上班起，自己就天天在辦公室打水、掃地、接電話、通知會議……“每到有工作，年紀大的就說你們年輕多干點。他們早退、請假，什么都不管。但到年底評先進，他們都名列其中，你說這樣公平嗎？”

林麗期待，公務員可以像企業一樣，真正對工作績效進行考核。“即便有些行政性事務不好分出優劣，也起碼能分出忙與閑，讓人累也能累出點價值。”正讀著在職研究生的她認為，還應該有一些鼓勵個人發展的傾斜指標。“我在職研究生讀完，反映到工資上也就每月多出三十塊錢左右，實在太少。”

觀點

“應對公務員各項待遇通盤考慮，將退休前后工資打包比較”

在IT企業工作剛滿三年的小白，漲過兩次工資，每次一千元。而他已經不能算是“基層公務員”的父親，還有幾年就要退休了，至今的工資還比不上兒子第一個月的收入。

聽慣了身邊小伙伴對公務員的“怨憤”，小白從不去替父親分辨什么。“公務員跟企業確實有差別，我們每天每月的工作量明擺著，能不能漲直接按規定來。公務員體系缺乏嚴格的績效考核制度，這不是一時半會兒能扭轉的。”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教授劉昕認為，現在所提的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只是對原有工資體系框架的漏洞修補。“當年設計時的問題在于，假定物價是穩定的，市場工資漲得很慢。職務級別沒有變化時只漲職級工資，每一檔差幾十塊錢。對公務員來講，縣里當到縣長才是處級，局長才是科級，大多數人干一輩子也就是主任科員，工資始終漲不上去。這次是想把職級拓寬，即使當不上科長，工資也不至于在主任科員那一檔就封頂了。”

但劉昕并不認為這個方法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公務員工資問題，“整個公務員工資體系應重新調整，真正做到和企業橫向比較。”他介紹，這方面國外有很多可供借鑒的經驗。例如美國實行的是以崗位為中心的評價方法，分別對政府和企業的崗位打分。企業的工資可由市場決定，政府可參照同類崗位定工資，總體上控制在中等水平。而日本的工資體系則以人為中心，不太講究職位，更強調資歷、學歷。

當然，將政府跟企業的工資全面進行比較很困難，通常是找幾個標桿，再通過政治上的決策，制定政府內部上下浮動的范圍。“新加坡就是從公務員中找兩個標桿跟企業對應，內部再做劃分。新任副部長為1.0，部長可能是1.4，副總理是1.6或1.8，總理是2。”

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態是，每每傳出給公務員漲工資的消息，對他們“不交社保卻領較高退休金”的質疑總被人們頻頻提及。就連父親感嘆自己工作了一輩子，結果還比不上年輕的兒子賺錢多，小白也會“打趣”說，“得啦，您還省了一輩子的社保錢呢！”養老金雙軌制，同樣被劉昕視作公務員工資無法參照企業制定的首要障礙。“參照企業工資水平時，應對公務員的各項待遇進行通盤考慮，將退休前后的工資打包比較。我個人覺得，還是應該盡快消除雙軌制，原則上實現公務員工資按勞動力市場水平制定。”

更為復雜的是，公務員調薪還涉及整個社會對其總體評價。“現在的公務員隊伍面目模糊，缺乏崗位細分、描述和評估。”劉昕指出，一說給公務員漲薪，老百姓就會想到平時接觸最多的窗口辦事公務員，覺得干活不多，技術含量不高，不該漲。事實上，公務員中也有一些高精尖崗位，工作難度很大。“真正合理的公務員工資，要讓該高的高起來，該低的也能低下去。”(東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