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能預測中國增長的奇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亞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地區，人多、自然資源少，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然而日本在戰后迅速恢復，到了20世紀60年代成為第一個非白種人的高收入經濟體。接著東亞四小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到了20世紀70年代也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這些事實面前，世界銀行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在1993年出版了題為“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的專題研究，探討東亞8個經濟體發展表現卓爾不群的原因。這8個經濟體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還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雖然我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到1993年，已經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長，在一個底子薄、人口超10億又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取得這樣的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東亞奇跡》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作為中國的經濟學者，蔡昉、李周和筆者三人義不容辭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礎上，分析、探索了中國轉型期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道理，預測了這個增長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續，探討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使之繼續保持下去，并以“中國的奇跡”為書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們的著作。

199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按當年的市場匯率計算為4410億美元，僅為當年美國GDP 65800億美元的6.7%，按2005年不變價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1993年中國GDP為17800億美元，也僅為當年美國GDP 84500億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們預測沿著改革開放以來的道路繼續深化下去，按PPP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趕上美國。對于前項預測，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統計，我國將可提前一年在今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于后項預測現在也已經是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但是在《中國的奇跡》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質疑，認為我們過于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說“中國的奇跡”為時過早，而且，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此起彼伏。原因是中國的轉型并未按照當時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種政府的干預、扭曲，而是采取了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漸進、雙軌的方式來進行轉型。主流經濟學界當時認為這種雙軌漸進的經濟是比計劃經濟還沒有效率，中國經濟的崩潰必然不可避免，轉型初期取得的快速增長只不過是當時中國80%以上的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力從附加價值低的傳統農業轉向現代制造業的暫時性結果。

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在此書出版后二十年，中國實際的改革步驟、內容、進程和我們這本書所主張的基本一致，經濟也基本沿著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軌跡發展，經濟增長率不僅沒有下降，而且還略有上升為年均9.8%。2009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超過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貿易國。其間6.8億人擺脫了一天1.25美元消費水平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為世界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我國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唯一沒有出現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并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以強勁的增長帶動了東亞經濟體的迅速復蘇，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成為國際經濟的中流砥柱，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恢復增長，帶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的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