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工業經濟新常態：挑戰與動力

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步入工業化后期的階段，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第三次工業革命”三方面挑戰

近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明顯下降，為什么不是一個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將來會“V”型反彈，而是步入一個中高速的“新常態”，理論界給出的基本判斷是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工業化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可劃分為工業化前期、中期和后期，每個階段轉換都伴隨著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變化。各國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化中期相比，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在中期依靠高投資、重化工業主導發展而支撐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潛在經濟增長率會自然回落。我們的長期跟蹤評價表明，2010年以后中國進入到工業化后期，將會出現一些重大的挑戰和風險，當前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新工業革命三大挑戰。

當前產能過剩問題的性質和特征與以往不同，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嚴重性也不同尋常。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本次產能過剩涉及領域更廣、程度更嚴重。從范圍看，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擴大到造船、汽車、機械、電解鋁等領域，甚至擴展到光伏、多晶硅、風電設備等新興戰略性產業。從程度看，從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已連續32個月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當前工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長期維持高庫存以及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二是由于我國已是名副其實的工業經濟大國，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許多產業年度需求峰值已經達到，很多行業的產能過剩試圖通過長期需求逐步消化掉已幾無可能。三是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低成本工業化戰略急需轉型以及我國體制改革不到位等矛盾的集中體現，化解產能過剩不僅是與產業重組、霧霾治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緊密相關的綜合治理工作，而且是和深化政府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與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

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所以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挑戰，因為這個任務絕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說在工業化初中期，中國從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的產業升級主要是通過“要素驅動戰略”實現，那么在工業化后期，中國要實現從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和服務業大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更需要“創新驅動戰略”。“要素驅動戰略”強調通過投資、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低成本的大量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而“創新驅動戰略”則強調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更具挑戰性的是，我國政府習以為常的、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抓手——產業政策，其有效操作空間將相對有限。一方面，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不同國家產業演進路徑具有差異性，這意味著產業政策操作的目標并不十分明朗和單純；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學甄選產業政策的具體工具和措施，原有的許多產業政策工具，如直接補貼，將更多地受限，直接“趕超”型產業政策的意義逐步衰減，產業政策更為重要的功能是加強物質性、社會性和制度性基礎設施建設。

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工業化后期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疊加了，這使得中國工業化進程又增加了一些“變數”。以重振制造業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并不是簡單地提高制造業產值比例，而是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制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復雜產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能力，這構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暗谌喂I革命”加速推進了先進制造技術的應用，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在工業總投入中的比重，我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可能會加速弱化。同時，發達工業國家既可以通過發展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柔性制造系統等現代裝備制造業控制新的產業制高點，又可以通過運用現代制造技術和制造系統裝備傳統產業來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為發達工業國家重塑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優勢提供了機遇，那些為尋找更低成本要素而從發達國家轉出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向發達國家回溯，導致制造業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偏移，傳統“雁陣理論”所預言的后發國家產業趕超路徑就有可能被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