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關注呼格案：他無罪，誰有“罪”？

(電話采訪)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呼格案”事發當日出警民警：

我從當時問話，就是詢問呼格吉勒圖情況，我不認為是他干的。

記者：

為什么？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呼格案”事發當日出警民警：

從感覺上，說來龍去脈，人也挺鎮靜，很淡定，當時我這個東西(筆錄)，肯定定不了罪。就是他所說的話，并不支持他犯罪(證據)。

解說：

而就在呼格吉勒圖進入呼和浩特市新城區公安分局接受詢問的48小時后，警方認定，呼格吉勒圖是在女廁所對死者進行流氓猥褻時，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導致其死亡的。而對于這一晚的經過，1996年4月20日的《呼和浩特市晚報》是這樣報道的。“馮志明副局長和報案人簡單地交談了幾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開了一扇窗戶，心情豁然開朗了。按常規，一個公廁內有具女尸，被進廁所的人發現，也許并不為奇，問題是誰發現的？誰先報的案？而眼前這兩個男的怎么會知道女廁內有女尸？馮副局長、劉旭隊長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一齊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兩個男報案人心里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這里所說的兩個男報案人指的正是呼格吉勒圖和閆峰，而當晚同樣在警局接受詢問的閆峰，卻在當晚聽到隔壁房間傳出呼格吉勒圖的聲音。

閆峰：

然后大概問到12點多左右，我就聽見呼格吉勒圖那個房間，發出桌椅劇烈挪動的聲音，又聽見呼格吉勒圖痛苦喊叫的聲音，感覺挺恐怖的。

解說：

而正是在這48小時里，呼格吉勒圖曾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交待了所謂的“犯罪經過”。而當年，當呼格吉勒圖被從公安局移送到檢察院之后，他曾經把之前做的有罪供述全盤推翻，但呼格吉勒圖的翻供并沒引起檢察院的進一步調查。最終，在1996年5月23日，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開庭審理，當庭宣判“呼格吉勒圖以故意殺人罪和流氓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審宣判后，呼格吉勒圖提出上訴，1996年6月5日，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書面審理后，下達刑事裁定書，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996年6月10日，也就是案發第62天，呼格吉勒圖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主持人：

其實說到呼格吉勒圖這個案件，也要回溯一下大背景，在80年代初的時候有一次嚴打，其實就在呼格吉勒圖這個案件出現的時候，正趕上了一段90年代的嚴打期。因此，辦案都辦的很快。

剛才我們注意到呼和浩特的這個晚報，在寫案件的時候用了剛一看沒多久，我辦案人員眼光里就明白了，你就是罪犯。你看在我們現在疑罪從無的背景下回到當年的時候，恐怕辦案的人員是上來在內心里就已經認定他是罪犯，然后接下來就按照這條線索還真把它辦成了罪犯，最后給判了死刑，但是今天他是無罪的，這給了我們一種什么樣的教訓？

接下來我們要連線一位嘉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何教授，您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 何家弘：

您好。

主持人：

其實這個案件是從公安到檢察一直到法院，層層的失守，但是回過頭去看，今天在面對無罪判決的時候，它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結果？它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什么？何教授。

何家弘：

我覺得這個分析錯案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冤案的產生，源頭肯定是在公安，在偵查這個環節。剛才你也講到，這個案件偵破是在90年代中期，嚴打的大背景下，所以在破案壓力下，整個案件辦案質量下降。

另外，就是這個辦案人員先入為主，片面取證。剛才小片里面有講到了，這個辦案人員說你們倆個怎么知道女廁所里邊有這個女尸，所以他就形成了一個主觀的預斷，然后就片面地去搜集能夠證明他有罪的證據。當然也反映出來我們在定案的時候，過度的依賴口供，對于其它一些相關物證的分析和使用是有欠缺的。比如說在嫌疑人的手指上發現有血跡，那么最后通過血型鑒定認定他和被害人的血型相同，因此就認定他的手上有被害人的血，其實這是不恰當的。因為血型鑒定的結論只是一個種屬認定結論，都是A型血，那A型血的人多了，你也可能是A型血。所以你不能說因為他手指上有A型血，被害人是A型血，就認定他手上的血是被害人的血，我們需要的是同一認定結論。所以從這個偵查環節來講，就使這個案件中的證據出現了很多漏洞。

但接下來就像你說的，后邊還有檢察院，還有法院的人，那么為什么存在這些紕漏的這些證據，就能一路綠燈通過我們刑事司法系統，最后導致了一個有罪的判決。我覺得這里反映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我們公檢法之間，就是強調配合太多，制約不足，因為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應該是分工負責，既有配合，也要有制約，特別是在政法委協調的一些案件中，往往我們看到其實就是強調互相配合，都是要打擊犯罪。

主持人：

還有一個，因為時間的原因。

何家弘：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庭審虛化，這是刑事司法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我們的刑事訴訟一直是一種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模式，公安定的有罪，檢察就得起訴，檢察起訴，法院就得判，所以審判只是一個走過場。所以這次四中全會強度，構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好，先說到這，時間的原因。接下來我們就要繼續去關注，按理說，這個被執行了死刑之后9年，加著引號的這種真兇，大部分有可能是他辦的，但是沒有證據，你現在沒有百分之百就是他辦，他已經承認了這個案子是他做的，但是為什么又拖了9年呢？這9年又是怎么走過來的？

解說：

18年前，尚愛云的兒子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4.9女尸案的兇手，案發第62天被執行死刑。9年后，連環殺人犯趙志紅落網，承認4.9女尸案是自己所為。

尚愛云：

2005年的10月23日下午四五點，把趙志紅拉進來的時候，到那指認這個地方，有人看見了就說，肯定把李三仁的兒子給冤了，他(李三仁)做了一個禮拜的手術，抱著這個刀口就開始兩人找了。第一個找的就是市局，市局有一個人說，你別來市局找了，我們給你處理不了。

解說：

此后的9年里，為了兒子的清白，呼格父母一直沒有放棄申訴，直到今天呼格吉勒圖被宣布無罪。

尚愛云：

現在八年了，時間是足夠了，為啥這個事情不解決，他們一直給我解釋就是不是一個地方說了算，還要往檢察院、政府部門、往最高法院那里報，肯定不是我想象得那么快。

解說：

從2007年開始，呼格的父母每周三都去內蒙古高院反映情況。9年來接訪者已經換了四人，其中一位叫暴巴圖的庭長就曾接待過他們95次。

尚愛云：

原來是一個姓許的院長，現在他退了，退了又派來一個庭長叫暴巴圖，蒙古名字。他接待了咱有一年，又換了一個，也是高院的副院長，叫做薩仁。今年的幾月份又調走了，現在又是一個呼倫。這是一條水泥路，要是一條土路，可能我倆走下一條路了。

解說：

與此同時，呼格的父母還堅持每年去北京，向最高法提出再審申請。

尚愛云：

2006年開始，每年的兩會期間，我倆去北京，就想碰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高院規定一個月接待一次，我倆就兩月去一次，只要老兩口還有一口氣，我就得跑，給我兒子討回公道。

解說：

呼格父母的申訴也得到了媒體的關注，2007年，《瞭望新聞周刊》刊發新華社記者湯計的報道，《疑犯遞出“償命申請”，拷問十年冤案》，這是國內媒體首次公開披露呼格案，案件迅速成為網絡熱點。

新華社記者內蒙古分設計者 湯計：

李三仁夫婦他們倆是一對老實巴交的退休工人，也沒多少文化，他們也沒有跟我說，就要嚴肅處理誰，要追誰責，他們就是要給兒子討個說法。我覺得這個要求高嗎？不高。

解說：

然而，當年辦案人員的試圖似乎并沒有受到影響，其中就包括時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長，呼格案的主要辦案人員馮志明。2011年媒體爆料稱馮志明被任命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法制晚報》記者 朱順忠：

我打到公安局他們就不承認，我們沒有這個副局長，為了證實他升職，去了好多次好多次內蒙古，最后終于拿到了當地組織部門下發的文件，就是任命馮某為呼市公安局副局長，主管治安信訪工作。要說也挺有諷刺性的，呼格的父母如果去公安機關反映呼格案的時候，面對的領導竟然是當年呼格案專案組的組長馮某。

主持人：

針對辦錯案的相關人員還是要請教一下何教授，何教授，今天內蒙古的法院系統，包括公安系統都已經啟動了開始追責誰辦錯案，您怎么看待？他們是有罪，還是說像我們節目標題這個罪還是加了一個引號？

何家弘：

我覺得現在究竟他們是不是有罪，我們必須要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而且要依據證據來認定有關的事實。但有可能某些人的行為會構成，比如說刑訊逼供罪或者玩忽職守罪，但這個不是我們簡單的在這里就能做出判斷的。

其實說到這個罪，我倒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反映出來是我們刑事司法制度犯下來的一個罪，因為刑事司法制度的任務就是要打擊犯罪。但是在這個案件中讓我們深切地看到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被終結了，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就這樣被破壞了，而且這一切都是在法律的名義下進行的。所以我們必須認真反思一下，我們的制度究竟存在什么問題，如何去修補我們的制度。

主持人：

沒錯，這也正是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始啟動依法治國這樣的一個大方向。最后我們應該記住總書記今年政法委會議上說的“100-1=0”這句話，100個案件，99個都好，積累了正面的形象，如果有一個錯案就會變成零，而且對于錯案的當事人來說他就是百分之百，記住這句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