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事件思考：人口結構變化沖擊美國現存秩序

上個月底，因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槍殺黑人青年布朗卻被免予起訴引發的騷亂席卷美國，擴散至170多個城市，“形成21世紀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抗議怒潮”。此次“弗格森事件”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口結構變化正對美國現存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構成深遠影響。

近幾十年來，由于外來移民大量涌入、少數族裔高生育率以及跨種族聯姻等原因，美人口結構已悄然改變。美人口普查局調查顯示，2010年，雖然白人仍然以占總人口63.63%的優勢居于主體地位，但少數族裔占比均有所增長，拉美裔增幅最大，占總人口比例16.3%，非洲裔為12.6%，亞裔為4.8%。自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間，少數族裔人口增長占據美人口增長總數的92%。美人口普查局預測，到2042年時，白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首次低于50%，成為美國的“少數民族”。到2050年時，拉美裔人口將占總人口的30%，非洲裔將占15%，亞裔也將達9.2%，其他少數族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形成“多數少數化，少數多數化，整體拉丁化”的種族格局。

一方面，種族結構的變化有利于提高少數族裔在政治生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美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并促進美種族及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少數族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地位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由此導致的矛盾沖突對美現存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造成巨大沖擊。

政治方面，表現在少數族裔選舉權的擴大與其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弱勢地位之間的矛盾。經過幾十年的權利斗爭，少數族裔不僅取得法律上充分的選舉權，聯邦參眾兩院少數族裔數量明顯增多，2008年大選選出了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隨著其參政人數增多，少數族裔逐漸成為選舉政治中各方競相爭取的選民群體。

但也應看到，少數族裔參政比例仍遠低于其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少數族裔能夠選出其代理人，但很難改變其自身命運。市政管理機構大多由白人主導，白人主導社會治理體系的局面并未改變。以弗格森地區為例，該地區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黑人，但這一地區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弗格森所屬的圣路易市市長以及市議會6名成員中，有5名是白人。

經濟方面，表現在族裔之間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社會地位之間的差距更加懸殊。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美經濟結構調整，美高附加值產業發展較快，而很多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非洲裔多從事白人不愿做的工資水平和技術要求都比較低的行業。金融危機以來，美經濟疲弱，失業率居高不下，族裔之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非洲裔和拉美裔構成美貧困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此次經濟危機造成白人與非洲裔的貧富差距由危機前的4倍擴大至6倍。

不僅如此，族裔間就業率相差也很大，美家庭中非洲裔及拉美裔的長期失業人數幾乎是白人的兩倍，白人中產家庭數目則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這加劇了少數族裔特別是拉美裔、非洲裔對社會現狀的不滿，種族歧視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貧富分化與種族歧視相互疊加，族裔間社會地位的差別更加懸殊，種族矛盾錯綜復雜。

社會文化方面，表現在主體文化受到挑戰，社會更加分裂、流動性降低。首先，由于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差別，各族裔居住和就業等相對集中，美國的白人和少數族裔仍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區。不僅白人與少數族裔間有隔閡，三大少數族裔相互間也存在嚴重的不信任感。種族結構的變化導致族群分裂日漸加劇，社會更加碎片化。

其次，少數族裔人口增長較快，在語言、文化、宗教乃至生活習慣等方面更難與歐洲裔白人融合。美多元文化色彩更加濃厚，盎格魯—新教文化的主體地位受到挑戰，白人構建的美國民族認同感下降，美國社會的熔爐效應減弱。

再次，美精英體制、貧富懸殊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使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進一步降低，底層民眾已很難僅通過個人努力進入上層。對本身就處在弱勢地位的少數族裔來說，“美國夢”變得越來越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