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的變與思

中國角色

王逸舟：當前，新興市場國家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等全球性會議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提出的倡議越來越多。西方大國則顯得比較乏力。全球話語權出現了明顯的再平衡過程。近幾年，尤其是今年，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分量在增加，如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絲路基金、提出“一帶一路”合作構想等。這些新倡議反映出新興市場國家不僅希望在經濟總量上有一個再平衡，也希望在話語權和軟實力方面發揮自己的能量。

新興經濟體雖然也面臨困難，卻處在上升狀態，這是世界力量格局轉變最喜人的一個標志。雖然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勢頭很猛，但在國際公共產品提供、重大決議文本制定和國際規則掌控等方面經驗不足，還需要進一步“強身健體”，對自身進行改革完善。

弗拉基米爾·葉夫謝耶夫：中國今年在外交布局上的大手筆令人眼前一亮。不論是“點穴”外交還是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均展示了強勁的實力。中國通過舉辦亞信和APEC會議再次強化了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未來中國仍需在國際舞臺積極亮相，這對世界向多極化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馬凱碩：人類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新的大國在世界舞臺上崛起時，它通常會帶來一系列地緣政治的敵對和緊張形勢。中國的崛起沒有打破世界秩序，創造了地緣政治的奇跡。隨著中國經濟的體量越來越大，中國也面臨新的挑戰。

諾斯·亞基諾：作為世界其他國家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在國際社會正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今年不少新興經濟體復蘇相對緩慢，尤其是以原材料出口為主的拉美國家。由于出口制成品較多，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良好。相對來說，政府財政政策相對穩定的國家，其經濟增長更加明顯，而不少新興經濟體依然需要解決不平等問題等。

賈爾斯·梅爾特：金磚國家在2014年的一個積極進展是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成立。金磚國家政府間似乎有著比西方觀察家所預料的更多的政治合作意愿。我們理解中國視自己為東亞地區和全球范圍內和平的支持者，然而西方國家想更多了解中國的全球治理議程。

亞歷山大·古謝夫：當今國際社會，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備受肯定。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有助于推動世界從單極向多極轉變。中國奉行互利共贏的理念，特別是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時。展望未來，亞太經合組織、上合組織，特別是金磚國家的影響力將顯著提升。在這種大調整的背景下，任何國家都應當適應新的國際格局。

危機透視

布熱津斯基：普京將烏克蘭問題視為一場試驗，其戰術是故意與烏克蘭發生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摩擦，長時間對烏克蘭施加壓力，以期讓烏克蘭維持獨立的代價超過其所能承受的范圍，瓦解其國家意志、阻礙其政府的正常運轉。俄羅斯同時也正對北約“秀肌肉”，由此可見俄羅斯正用威脅戰略試圖分化歐洲——一些歐洲國家已經被局勢所困，另外一些并不懼怕局勢的發展。普京更深層次的戰略考量是通過烏克蘭危機分化歐洲與美國之間的關系。值得指出的是，俄羅斯還有意識地利用了外界對核威懾的擔憂。

弗拉基米爾·葉夫謝耶夫：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減弱，但要說出現明顯衰落還為時尚早。美國在北非和中東地區仍然具有較強影響力。美國嘗試破壞蘇聯地區的穩定，還鼓動歐洲國家參與制裁俄羅斯，結果令它們也蒙受損失。由于俄與西方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并非不可調和，目前來看不會爆發新的“冷戰”。盡管在克里米亞問題上俄與北約呈現尖銳對立，但雙方只是象征性地“秀肌肉”。

馬凱碩：美國正在面臨新的挑戰，也有新的弱點。美國的政治制度仍然因兩極分化嚴重而幾乎陷入癱瘓。幾乎沒有美國人能夠理解，為什么他們的社會亟須進行結構性調整。總之，世界格局仍然復雜多變。

2014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毫無疑問是本年度最大的意外事件。烏克蘭危機是一個原本可以避免的事件。西方在同俄羅斯處理關系時再一次顯示了地緣政治智慧的匱乏。

賈爾斯·梅爾特：2014年世界力量格局最重要的變化是俄羅斯崛起成為一股獨斷而自信的軍事力量，以及它毫不猶豫地使用它的力量來實現政治目的，例如合并克里米亞。

諾斯·亞基諾：2014年美國經濟相對出色，但其在中東、烏克蘭及東亞等一些地區問題上的處理，包括其財政赤字的加大，都顯示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開始下降。總體看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暫時還難以撼動。美國的“轉向亞太”政策，被視為其同中國的亞太競爭，為此美國可能會加大其軍事支出，從而進一步惡化其財政狀況。

社會思潮

溫憲：2014年，美國社會不平等加劇趨勢并未緩解。奧巴馬總統坦承，幾十年來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損害了“美國夢”，是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所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對美國思想界造成巨大沖擊，他認為美國的貧富差距要比歐洲各國大許多，這不僅危害經濟發展，對民主制度的運行也有負面影響。美國最高法院以保障富人人權為由允許個人可無限制地對政治選舉進行金錢捐助，這就有危害民主制度、陷入“金錢專制主義”的危險。

托馬斯·皮凱蒂：每個社會賦予“不平等”不同的含義，也就是說不平等本身不一定是壞事，但它必須符合共同利益。比例合理的不平等對經濟增長完全有用，問題是出現了極端化，如極少數人占有整個國家的資源和財富，這就不合理了。

1929年經濟危機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是嚴重不平等所致，因為不平等問題大大削弱了美國金融體系。原因很簡單，不平等加劇導致美國老百姓購買力下降，富人的錢注入金融系統尋求高回報，銀行等金融機構越來越缺乏監管。債務膨脹與監管的缺失使金融市場越來越不穩定。

將1977年至2007年美國30年的經濟增長累加，我們發現10%的美國富人拿走了3/4的增長，這30年美國國民收入增長的60%則進了最富有1%階層的腰包。美國未來還會發生類似“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活動，以表達對不平等加劇的不滿。

鄭永年：2014年亞洲地區出現的重要思潮變化表現為三大方面：一是出現了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的思潮。近年來，西方國家也出現了政治激進化，但大多社會運動的表現是有限度、有妥協的。亞洲則沒有妥協傳統，社會運動一般都堅持不懈。一些地方以民主名義的政治激進化，實際上是反民主的。二是宗教思想激進化，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持續多年的宗教思想激進化。三是對經濟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反思。

丁剛：2014年拉美的主色調仍是“粉色”。粉色指左翼思潮，有“向左轉”之意。左翼執政的政策目標通常是追求公平、減少貧困、加強民主。今年拉美共舉行8次大選，左翼或偏左翼政黨贏了6場。但今年的“粉色”與往年有所不同，其最大變化是，最近10多年能夠載著“粉色”快速前行的經濟列車開始大幅減速，左翼思潮高峰期已過，其形成的基礎正在變化之中。

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宗商品價格下降，財政收入減少，民眾消費乏力，勞動生產率低位徘徊，制造業萎縮。左翼政府以中下層為主要支持者。但要讓剛剛脫貧的人不再落入貧窮泥沼，不能光靠分蛋糕，還得把蛋糕做大。做大蛋糕需要提升勞動力效率，需要將“輸血機制”轉換為“造血機制”，這是拉美國家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

安德烈·富爾索夫：在西方制裁下，俄羅斯人的生活負擔越來越不輕松，但普京總統的支持率反而一路看漲，原因在于俄羅斯人心中根植的大國夢重新復蘇。今年克里米亞入俄，讓許多人仿佛找回了榮光。西方在烏克蘭危機等問題上一味對俄羅斯施壓，反而讓俄民眾認清了西方國家的企圖。

貧富差距對俄羅斯社會來說并不是一個小問題，基尼系數已連續多年超過0.4的警戒線。值得警惕的是，目前的高通脹率和盧布貶值使得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進一步降低，政府必須通過宏觀調控加以控制，否則貧富差距加大將演變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貝爾特朗·巴迪：法國和南歐等地就業問題比較突出。但在就業問題背后，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經濟危機難以避免，而且危機越來越蔓延至政治與體制領域，人們對政治的不信任日甚。人們擔心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浪潮有可能對歐洲造成致命的影響。

哈桑·納法：極端宗教主義、原教旨主義興起是中東地區近年來社會思潮的重要變化，這在今年尤為明顯。中東許多國家對走世俗道路還是宗教道路一直存在爭論，外來力量干涉打破了原有的國內政治力量平衡，使部分國家出現權力真空，客觀上為原教旨主義思潮不斷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一點在伊拉克、利比亞以及敘利亞部分地區表現得非常明顯。

模式探索

丁剛：西方思想界目前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治理模式的討論，無論是規模還是深度，都是戰后從未有過的。有專家稱此為“人類對自身文明發展認識的一個拐點”。其中有兩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一是“中國元素”開始進入類似研究的參照系。比如，美國學者福山提出的維系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元素：強大有效的國家（中央權力）、法治以及回應民眾要求的可問責民主，就總結了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

另一方面，西方學者開始關注國家治理能力，也就是領導力，可以說這是一個“呼喚領導力之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新年專刊首篇文章提出，西方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領導力下滑。2014年西方學者對未來全球治理前景的憂慮，以及對世界秩序可能陷入混亂的擔心，其實都與西方國家領導力下降相關。中國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在這樣的對比中顯示出了生命力和影響力。

溫憲：今年美國兩黨政治僵局持續，對美式民主制度的反思也成為顯學。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司法和立法部門對政府影響力過大，而受損的是行政部門。美國人一貫信不過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門解決行政問題的局面，導致成本升高、效率低下。美國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的影響力在增加，這不僅扭曲了民主進程，也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

胡里奧·里奧斯：歐洲當前面臨的危機不僅僅限于金融或經濟危機，而是體制危機。現存體制漏洞已經危及了民主的本質，民主從民眾利益的代表和象征轉變為維護大財團利益的政治借口，忽視了社會凝聚力和公平正義。民主成為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大型公司的工具。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財團控制了權力，權力不再屬于人民，民主赤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嚴重。這需要我們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貝爾特朗·巴迪：體制危機逐漸成為世界多國的“共同分母”，不管其經濟發展水平如何。巴西、印度、南非目前都面臨強大的政治體制抗議。我認為，這場政治體制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經濟危機的解決，也要通過對政治結構必不可少的改革。

托馬斯·皮凱蒂：經濟開放、經濟全球化有助于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如中國的發展。但同時應保障社會各階層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經濟增長不會自動解決分配問題。

民主形式不應只有一種模式。我不認為歐美的選舉式民主政治是唯一可行的民主方式與組織方式。我對中國的整個成功發展故事很感興趣。我不預言西方的民主方式能繼續很好運轉，因為有許多問題它解決不了。法國與歐洲可以從中國學習許多東西，中國也可以從歐洲汲取歷史經驗教訓。

丁剛：拉美的現象并不是孤立的，新興經濟體廣泛面臨“脆弱中產”挑戰，在外部經濟動力減弱、內部經濟轉型困難的雙重壓力下，國家治理難度不斷加大。目前全球有40%的人口處于“脆弱中產”之列。具體地說，發展中國家有近30億人每天靠2到10美元生存。這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否進一步改善，直接決定新興經濟體的命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視為已經實現民主化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步入了選舉困境。這些國家的最大票倉是中下層，只有照顧到這部分人利益，才能得到更多選票。由于中下層與中上層的利益出現了矛盾，選舉的結果往往是社會的撕裂，政府的決策力和執行力趨弱。

鄭永年：每個國家都應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自己的道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選擇了西方模式，現在看來并不成功。新加坡選擇的是自己的模式，也在不斷平衡資本和社會的力量，國家主要通過將企業和政府投資的收入通過各種形式分配給百姓。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到，西方的發展模式并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隨著社會的改變不斷發展。中國的模式有潛在的優勢，有自己的發展邏輯，通過改革能夠發揮出更多優勢。

胡里奧·里奧斯：我十分認同新興經濟體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治理模式。中國通過堅持不懈的改革向世界展示了其走符合中國國情的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中國如今正在追求服務于公共利益的經濟增長以及公平正義，并極力將中華歷史文化傳統與全球發展趨勢相結合，值得贊賞。

中東亂局

李紹先：2014年中東形勢呈現三個突出特點：一是一戰后形成的現有地區政治秩序趨于崩潰，中東政治版圖越來越碎片化，許多國家的邊界失控。地區舊秩序正在解體，新秩序如何建立、何時建立尚屬未定之天。二是阿拉伯國家政治轉型危機頻現。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只能控制西部狹窄的城市地域。埃及雖“恢復秩序”，但社會嚴重對立。利比亞深陷內戰，也門趨于分裂，只有突尼斯“革命”碩果僅存，仍在艱難掙扎。三是伊朗核問題進入既難達成協議又難破裂散伙的“新常態”，預計未來將處于久談不決的局面。

奧巴馬上任近6年來，中東和反恐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一路下滑，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伊斯蘭國”現象是美國“再平衡”政策負面效應的滯后顯現。2014年6月“伊斯蘭國”組織異軍突起，對美國的中東戰略利益甚至本土安全構成巨大威脅。8月19日和9月初，在“伊斯蘭國”組織先后兩次斬首美國人質后，奧巴馬發表演講宣布打擊該組織。美國全球反恐戰略6年來首次出現向中東回擺的跡象。

侯賽因·伊斯梅爾：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在2014年中經歷了較大的變化。埃及、突尼斯等國在經歷了長期動蕩后，逐步趨于穩定。但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的動蕩以及伊朗核問題、巴以沖突等，讓外界依舊對中東局勢持憂慮態度。中東地區持續動蕩數年來，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已出現明顯下降。可以確定的是，中東地區在美國的對外戰略中仍具有重要地位。隨著一些中東國家局勢趨穩，美國將會更加重視恢復自身在這一地區的存在感。

費年科：中東地處連接東西方的位置，又是世界最重要石油產地，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將長期占據核心地位。最近幾年來可以觀察到美國和以色列盟友關系的弱化。另外，英國積極對敘政府施壓等行為顯示出英國有重返中東的趨勢。

邁克爾·賴恩：美國基于地緣政治考慮仍將與中東保持密切接觸，但同時美國在全球戰略上向亞洲偏移也是不爭事實。如今，中美兩國經濟相互深度依賴，如何公平、和平地共同應對地緣政治挑戰，似乎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反恐形勢

哈桑·納法：“伊斯蘭國”組織在中東地區的勢力擴張，是2014年全球反恐形勢中最重要的變化。如今這一組織破壞力巨大，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警惕。許多來自中東地區以外國家的極端分子紛紛加入該組織，對全球安全形勢構成嚴重挑戰，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國對反恐斗爭的認同與合作。但也應當看到，一些國家依舊在反恐過程中采取雙重標準，削弱了打擊恐怖主義勢力的力量。

邁克爾·賴恩：2014年以來，“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組織成為兩個獨立的跨國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組織宣布其頭目是全體穆斯林的“領袖”，并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國土上建起一個“雛形國家”。利比亞、埃及、也門和阿爾及利亞等國的極端暴力組織紛紛宣布效忠“伊斯蘭國”。上述變化呈現出一系列更為復雜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也使得美國乃至全球的反恐形勢更為嚴峻。

費年科：2014年全球反恐形勢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伊斯蘭國”組織的出現。該組織像阿富汗塔利班一樣，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在2015年仍將是全球反恐的重要任務。

德克：互聯網正成為恐怖主義活動的重要平臺和渠道。網絡恐怖主義對國際社會的危害性日益突出，打擊網絡恐怖主義正成為國際反恐斗爭的新挑戰。2014年“伊斯蘭國”組織和索馬里“青年黨”都借助社交網站和手機應用大范圍傳播極端主義，發展一整套社交媒體傳播策略。2015年全球反恐形勢并不樂觀，如何打擊“伊斯蘭國”和網絡恐怖主義將是2015年全球反恐的重點。

哈桑·納法：2015年將是全球反恐關鍵的一年。隨著恐怖主義勢力在中東等地區重新活躍，世界各國亟須拋棄成見，開展合作。中東國家作為反恐斗爭的最前線，既需要加強自身合作，同時也離不開其他國家的支持。

愛麗絲·帕波斯：恐怖主義已從一個邊緣安全問題發展成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問題之一。目前的反恐戰略一方面必須適應反恐形勢的快速發展，同時也需將軍事科技以及計算機技術的最新成果引入應用，以實現更安全和更精確的反恐行動。

編后語：

國際格局正經歷著深刻的歷史性轉變，世界多極化繼續向前推進。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復雜性，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

2015年，我們將繼續和讀者朋友們一道關注、一道思考。

—— 視覺統籌：劉 慧 ——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26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