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百年的守正與出新

【企業精神尋訪錄⑩】

2012年3月的一個夜晚，87歲的陸費銘琇老人點燃了一盞明燈。火種開始傳遞，從耄耋之年的老編輯，到中堅一代，直至十來歲的稚嫩孩童，10位傳燈使者手中的燈火，依次點亮。此刻，距離陸費逵初創中華書局時的1912年，整整過去了一百年。

強毅、專一、前進，當年，出版家王云五曾這樣評價陸費逵的性行。百余年來，這位創始者的情操與格局，在幾代中華書局人的血脈中薪火相傳，成為這家出版重鎮的精神根基。

強毅

“立國之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在1912年發表的《中華書局宣言書》中，陸費逵如此闡述中華書局的使命。不久之后，中華書局就出版了自己的《中華教科書》。

沒有了以往教材中的枯燥說教，順應辛亥革命的時代潮流，提倡教育改革，《中華教科書》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套適合民主共和政體的教科書，迅速在全國流行開來，一舉奠定了中華書局在近代中國出版界的地位。老一輩學者中有不少人正是因為這套教科書而與中華書局結緣，歷史學家鄧廣銘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回憶：“這些教科書使我耳目一新，擴展了我的視野，也開拓了我的思路。”

《中華教科書》成功了，然而，“麻煩”也隨之而至。1914年3月，當時的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關書局，要求在教科書中加入頌揚大總統袁世凱的內容。1916年1月，《日本》《國恥》《明國恥》等課文中的愛國主義內容，招致日本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出交涉。面對強權，中華書局旗幟鮮明，毫不妥協，始終保持著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強毅。

“中華書局經歷百年風風雨雨，至今仍能屹立于學術之巔，靠的是兩個字：一個是‘特’字，一個是‘精’字。”中華書局原總經理李巖解釋說，“‘特’是舉世無雙，不求第一，但求唯一；‘精’是精益求精，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專一

早期的中華書局，憑借其獨樹一幟的個性，吸引了大批志趣相投的學者加盟，梁啟超、沈雁冰、劉大杰、張相、黎錦熙、田漢、陳伯吹等或受聘編輯，或特約著述，一時風景，蔚為大觀。

1958年，中華書局成為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機構，徐調孚、陳乃乾、趙守儼、宋云彬、楊伯峻、王仲聞等古籍整理專家陸續匯聚中華書局。這個陣容與30年前相比，也毫不遜色。中華書局在時任總經理兼總編輯金燦然的倡導下，學術氣氛濃厚。回憶起調入中華書局工作的日子，出版家戴文葆說，中華書局成了他大學畢業二十多年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學園。

“在編輯部的工作檔案中，我曾見過王仲聞先生審讀加工《全宋詞》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審稿記錄和與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討的信件，還見過周振甫先生審讀《管錐編》時長達數萬言的審稿意見。”現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為前輩們的風范深深折服。1987年，當他開始擔任《全唐詩補編》責任編輯時，效法老一輩的學術態度、奉獻精神，成為他的不二選擇。

“《補編》看似一部文學作品輯補之作，實際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難度的學術考訂著作。在此期間，我系統搜集國內相關著述，并予以鑒別，再與作者往返通信，商討書稿的有關細節，彼此成為志趣相投的摯友，因緣難得。”徐俊說，在學者型編輯最集中的中華書局做編輯，要熟悉書稿所涉及學科的研究狀況，而不能滿足于書稿的一般技術性處理，已經成為一種傳統。

前進

對于熟悉中華書局的人來說，“前進”的精神一以貫之，歷史學家何茲全就曾道出其中的奧秘。他說，在其他出版社還在影印出版古籍的時候，中華書局就出版了不少標點本、排印本，像《四部備要》。而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標點、有分段，更方便現代人使用。

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談會上，北京大學教授袁行霈寄語中華書局“守正出新”四個字，很快成為新世紀中華書局的“局訓”。為了弘揚傳統、服務學術，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內容再專，市場再小，也要堅持出版。與此同時，挖掘典籍中的精華，讓大眾通過不同的載體和方式共享傳統智慧，同樣義不容辭。

于是，《中華經典藏書》《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中華國學文庫》陸續面世。普通讀者發現，放下繁體豎排的身段，這些新式標點、簡體橫排的經典，面目變得親切可愛，而古籍整理的嚴謹態度并未稍減半分。

古籍數字化的嘗試也在這里進行。2014年6月，“中華經典古籍庫”在全國多家圖書館投入使用，首期收錄近300種中華書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共2億多字，引用文獻可以自動生成引用腳注，與查閱紙書一樣準確。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陸費逵這句名言鐫刻在中華書局的大廳，激勵著每個從這里走過的中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