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芹: 制度建設是社會誠信建設的關鍵

當前，我國應著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創設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社會環境，增強社會成員的誠信意識，遏制失信蔓延。

我國現有保護誠信行為的外圍法懲罰力度普遍偏低。社會成員的誠實守信，既來自人們對誠信道德價值原則的認同和信奉而形成的道德信念與良心，也源于法律對虛假失信行為的嚴厲懲治而形成的道德不可侵犯性。在一定意義上，法律是守護道德的安全門，是阻抑不道德行為的攔截壩。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對欺詐失信行為的嚴懲相比，我國的外圍法對欺詐失信行為的懲罰規定，存在著刑罰程度偏低以及后果論定罪問題。欺詐失信成本和風險低下的現實，在客觀上就產生了“縱容”非誠信行為的道德悖論。

我國社會征信方面的專門法律制度缺位，導致信用信息無法合法采集和廣泛使用，影響對失信者的社會制裁力。市場經濟的陌生人社會誠信建設，與傳統熟人社會誠信建設的最大不同，是在發揮熟人社會口耳相傳誠信信息傳遞方式的同時，必須要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使企業和個人的信用信息得以保存和廣泛傳播。社會征信系統的建立，既需要信息網絡平臺的技術支持，也需要發展信用記錄采集和評價的相關組織機構，更需要促進信用信息合理采集和使用的相關法律制度。因為征信的前提和基礎是信用信息能夠依法采集和使用。目前我國尚無一部專門針對信用信息采集、使用、披露、保護的全國層面的信用法律。

“誠信無用”論，產生了消極的社會示范效應。 “誠信無用”的存在，是虛假、欺詐、失信等行為未受到法律應有制裁、背離違法受罰法律邏輯所致。欺騙失信牟利行為的橫行，意味法律懲治不力?！罢l誠信誰吃虧、誰欺騙失信誰獲利”嚴重扭曲了誠實守信與虛假失信的正常博弈關系，是滋生機會主義“選擇性守信”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