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一）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即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遵義會議的上述重要決策標志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開始在中共中央居于主導地位。遵義會議后，繼續長征途中，2月5日在四川、云南、貴州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村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據遵義會議決定進行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紅軍第二次占領遵義后設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當時，政治委員為“黨代表”，具有最后決定權）。其后，鑒于長征中各種軍事情況瞬息萬變，中央對紅軍的軍事指揮需要集中統一，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茍壩地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長征中，新的“三人團”具有紅軍最高統帥部的職能。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雖然在組織形式上沒有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但是在中央領導機關，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在軍事工作方面，他是軍事指揮“三人團”成員。同時，由于毛澤東領導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由于他的卓越政治智慧和豐富經驗、由于他總結的紅軍戰略戰術和軍事原則已經為中央所確認，特別是他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長征中多次提出的軍事主張及戰略戰術，已經被遵義會議所接受。因此，從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已處于核心地位。

遵義會議解決了事關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軍事路線問題。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政治路線錯誤暫時擱置起來，留待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去解決。遵義會議決議充分肯定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總結的紅軍戰略戰術基本原則，認為“左”傾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周恩來曾回憶說：遵義會議的主旨是糾正軍事路線錯誤，因為當時是在驚濤駭浪中作戰，軍事路線最緊迫。毛主席的辦法是采取逐步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后是保守主義，然后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197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