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基層：無線風箏自識途 此心安處是吾鄉

【新春走基層·團聚的時光】

惋惜消失的差異

就在兩年前，我還在寫這樣的春節“規勸文”：“減少應酬寒暄、放下電子產品、調小電視音量，真正和家人平靜悠閑地團圓守歲、圍爐夜話，找回樸素的年味。”現在看來，事情還沒這么簡單。

那時，我正在經歷人生中短暫美好的四世同堂階段。但隨著祖父母相繼離世，一個家庭中的“前現代”因素徹底消失了，“團圓守歲”“圍爐夜話”失去了嫁接到現代生活中的最后的橋梁。

我老家是冰城，父母在哈爾濱的數個地方輾轉，直到退休，又搬到了山東一個濱海的小城。現在，他們又從山東來北京和女兒一起過年，卻未顯現出任何“跨地域”、“跨文化”的不適感。在我還在朋友圈中假模假式地懷念東北“雪地里豎起的紅燈籠”“嘩啦一下倒在地上的硬邦邦的凍梨”“用扁匙子蘸水切開的粘豆包”時，他們則表現出了與時俱進的文化“先進性”。

我媽媽將姥姥家大部分親屬統括在一個微信群中，在那里，她設置議題、收發紅包，安慰因退休金漲幅太小而焦慮的姐妹，指導外甥女們如何照顧小孩，對遭遇到“春節盤問”的年輕人給予治愈安撫。在她短暫休息的階段，我父親會把他為外孫女制作的“美拍”一個一個傳上去，和群里其他小朋友的照片爭奇斗艷。

在我媽進廚房的時間，她讓我注意盯著微信群里的紅包，另外讀一讀支付寶搶紅包的攻略。到春晚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她忽然從廚房里探出頭來：“沒搖上（羊年春晚‘搖一搖’紅包）？”“你們幾個一起搖！”

我知道有無數青年人，在過年返家時感受到了城市和鄉村的差距、傳統和現代的隔閡，懷著在兩種生活方式中轉換的恍惚感。這是每年春節期間公共討論平臺上的大議題，無數文章借此抒情。但在這種討論慣性之下，另一個議題卻被忽視了——在城市化、全球化和大科技背景下，地域、城鄉、代際的文化差異正被抹平，不同地方、不同年齡的人再難向彼此展現出文化的新鮮感和豐富的意涵，社會生活呈現出了一種高度的同質化。

后邊這種“高度同質”和前面那種“巨大反差”，共同構成了今天中國文化生活的景觀，而這種耐人尋味的景觀，則在春節期間展現得尤為明顯。

對于全球化和現代化所帶來的同質化傾向，無數學者曾從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哲學角度投入研究，但恐怕仍然沒有人能給出示范性的答案。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認為，日常文化實踐中最本質的東西，恰恰是由地方性而非全球性來定義的。文化與文化之間借助全球化所進行的非領土性擴張并不意味著地方性的終結，而是地方性的轉型，即人們進入到了一個更為復雜的文化空間之中。他隨便舉例說，你到不同的地方，機場免稅店和五星級酒店當然是相同的，但深入街市就是另一番景象。但他寫下這段話時，還在世紀之交，不知道今天還會不會這么樂觀。

至少對我的家庭而言，無論在哪里過年，都是一樣的年夜飯，一樣去商場買東西，一樣依賴智能手機和網絡社群聯系親友。即便在東北，我們也再不會在冰雪里插旗桿子掛燈籠；即便在北京，我們也只是在廟會門口轉了一圈，看到人山人海就知難而退了。現代化的幽曲之處在于，當你春運歸家，在感慨兩個生活情境的差異的同時，又發現，我們都沒有機會再過一個與眾不同的春節了。

今天的中國，是該為差異的存在而著急，還是該為差異性的消失而惋惜？這真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但還好，蘇軾說過，此心安處是吾鄉——這可以看作現代人的哲學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