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為農民工撐起保護傘

二

新的法律要及時出臺、而舊的法律要不斷地修訂和完善甚至適時地廢止。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也適應廣大勞動者的要求。在2000年前后，中國出臺了大量的與農民工切身利益相關的法律法規，這也標志著中國農民工的權益開始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關注。

何正文對于這些變化是最有發言權的。對于這一變化，何正文感受最深。

從外出打工開始，何正文一直住在工地的臨建房，即使和妻子席均華同在一個工地，為了省錢他也不會出去租房。“外面租房子太貴，住工地挺安逸。”然而，老何住工地臨建房的這份安逸，如果回到2003前，簡直是不敢奢望的。“那時候出來打工都要查暫住證，如果沒有暫住證就要把我們遣送回老家，有的甚至還要被收容。”何正文描述起當年因為沒有暫住證提心吊膽的日子時話明顯得多起來，他給記者講了一個發生在2002年冬天的故事：那時候，他和20多個工友在北京石景山的一個建筑工地打工，夜里12點多時，聯防來查暫住證，同屋的幾個人翻墻跑了出來，出來之后才發現幾個人情急之下沒顧上穿衣服，好幾個人身上只穿著一條內褲就跑了出來，在大冬天在寒風里站了一個多小時。大家面面相覷，一群只穿著內褲的農民工站在大風里，有的人難過得掉下了眼淚……

事實上，和何正文有同樣經歷的人還有很多。從1991年收容遣送對象擴大到無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等流動人員的所謂“三無人員”開始，直到出臺到2003年廢止，這期間幾乎所有的農民工都有過被“暫住證”困擾的經歷。2003年3月，一個名叫孫志剛的打工者意外死亡的事件震驚全國，當時正在北京打工的何正文心里頗不平靜，他甚至主動找到管片兒的聯防隊員理論，希望通過孫志剛的這件事為工友們爭取到一些全安住在工地的權利。但是結果老何失敗了。“我當時就覺得，孫志剛不會白死，國家一定會給打工者一個說法。”

同年6月，何正文和當時中國將近600萬的農民工終于等到這個消息：國務院取消了限制人員自由流動的收容遣送制度。

身材瘦小的何正文一直不勝酒力，聽說收容遣送辦法廢止的那天晚上，他和幾個工友們在工地上喝醉了。他一字一句地給工友們解釋這其中的重要意義：“以后，再也不會有人查我們的暫住證了，以后咱們想去哪兒打工就去哪兒打工，誰也不能再攔著我們。咱們是受法律保護的。”

“收容遣送辦法的取消是劃時代的，它的意義和影響超越了同一時期所有的立法，它滿足了農民工在安全感方面的基本需求，標志著異地工人、尤其是農民工擁有了自由流動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并且能相對穩定地留在城市工作了。”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律師段祺華多年來一直關注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他對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全國政協委員王俊峰對于2003——2010年前后出臺的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法律如數家珍，他告訴記者，集中的出臺的這些法律法規都是根據當時社會上突出的問題，有針對性的進行修訂和出臺的。為了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高發的生產安全事故和工傷職業病進行防治，2001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2002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2004年出臺了《工傷保險條例》……這些法律的出臺，使得農民工的打工待遇有所改善。

從2003年開始，何正文所在的建筑工地開始陸續提高打工者的各項待遇，而最讓大家心安的還是那些切實能保障農民工的法律法規。“2004年，我在廣東東莞做USB電源插口的老鄉告訴我，老板和他們簽訂勞動合動了。”何師傅說，當時絕大多數農民工對于勞動合同沒有概念，并不知道勞動合同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然而老何卻不同，他心里隱約能感覺到，這張“紙”是可以保護他們的。

所有的這些法律法規都讓何正文感到欣喜不已。而更讓他感到欣慰的是，隨著農民工數量的增多，也隨著中國法治進程的不斷加速，農民工們的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已經越來越強。有了維權的意識之后，生存的環境自然就會改變。2003年底由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的關注而引發的農民工“討薪風暴”以及2004年《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的出臺，使得上世紀90年代比較突出的管理人員打罵員工、體罰員工的情況也大大減少，更使得除建筑領域外的其他行業欠薪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2003年以后，國家、各級政府以及全社會慢慢開始關注廣大勞動者，相關的法律法規甚至一些司法解釋無不開始有意識地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侯欣一告訴記者：為了應對工人工資低于GDP和CPI的漲幅，2004年3月1日《最低工資規定》實施，1993年的《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正式廢止。《最低工資規定》的實施，意味著政府將通過綜合考慮一系列參數，以政府強制力的方式來確定地區勞動者的最低工資，并發布行業工資指導線，對勞動者工資實行宏觀調控。這一規定的出臺受惠最多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基礎性勞動者，而這里是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