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簡陋“大學”：“工人大學”幫打工者找尊嚴

“工人大學”幫打工者找尊嚴

這恐怕是北京市最簡陋的一所“大學”了。

這所被稱為“工人大學”的學校，隱藏在繁華鬧市數十公里外的平谷區張辛莊小學里。雜草和學生種的蔥點綴著這十幾畝的廢棄校園，操場的水泥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籃球架。村里廣播中的流行歌曲，常常不合時宜地飄進正在上課的教室。

低矮屋子里坐著的19名同學，是學校的全部學生。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打工者。除了1名大專畢業生和4名高中生外，其余人只有初中和小學的學歷。

在為期6個月的時間里，這些“工人大學生”，不僅要學習電腦維修和軟件使用等知識，還要學習包括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文化課程。截至目前，工人大學已培養200余名學員。

“學校通過每天的課程、勞動、分享，讓工友們看到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廣闊的世界，有尊嚴地活著。”工人大學的創辦者孫恒告訴中國青年報社記者，“同時希望學員能把公益精神發揚光大。”

他們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只有選擇逃避

村里的廣播在6：50分準時響起。校園生活從此開始。半個小時的晨跑結束后，就是一天的課程。

4月10日的第一堂課，由孫恒講“社會資源”。黑板上寫滿礦、樹林、水等各種物質資源。臨近尾聲，他轉身寫下兩個大字：思想。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精神？人和人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區別就在于思想。”孫恒緩緩地說，“現在是一個精神信仰缺失的時代，所以你要問問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么？”

不過，學員對此并無太多反應，有幾個學員只是點點頭。

孫恒給學員提出的，是一個頗讓人尷尬的問題。

學者呂途對此深有感觸。她訪談過上百名打工者，也在兩家工廠體驗過。她發現，孫恒提出的問題，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沒有概念。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時間，用在游戲、煲電話粥上。

“現代社會看起來好像給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但他們只有從這個工廠到那個工廠的自由，他們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可是人總得要過啊，于是就只有選擇逃避痛苦。”呂途說，“不是大家不去想，而是社會不給他們機會。”她把自己訪談的內容，整理成了一本書，名字就叫《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

呂途是孫恒的妻子，也是工人大學一名研究者。她把講述打工者歷史的課程帶進教室，并鼓勵大家寫下打工過程中的感受。

大小各異的紙片呈上來，幾乎全是苦悶。

“上學的時候教科書總是說，中國工人農民最光榮，步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現實總是說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是弱勢群體。光榮的工人怎么會淪落到弱勢群體？”一位同學寫道。

孫恒也有如此苦悶。1998年，23歲的孫恒辭去河南一所中學的音樂老師教職，帶著吉他，卷上鋪蓋，坐著農民工專列到北京闖蕩。

他做過推銷員，當過搬運工、送水工。當他鼓起勇氣，到唱片公司推銷自己的歌曲時，遭到嘲笑。后來，他就四處流浪，以唱歌為生。在行走中，這名“打工歌手”漸漸明白了現實的殘酷。

這正是孫恒創辦工人大學的起點。他將中國龐大的打工者群體，稱為“新工人”。他“希望搭建一個文化教育平臺”，讓新工人在平臺上能清醒認識到自身的價值。

“大家對這個稱呼特別喜歡，過去成為工人是一種夢想，加了一個新之后，帶了過去美好的東西，又代表在新時代，要創造新的東西。”呂途說，“‘農民工’給人一種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覺。”

2010年，富士康發生14連跳事件，對孫恒觸動很大。他演講時，總是喜歡在幻燈片里放上一張跳樓事件發生后，工廠在職工宿舍樓外加防跳網的照片。

“問題發生后，人們總是從外部尋求補救措施，甚至求神拜佛，卻沒有人關心工人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孫恒語氣中帶著憤怒。

為了讓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設置課程時，孫恒有意增加了關于共和國歷史和打工者歷史的內容，還包括介紹團結經濟工人合作社的課程。

除此之外，工人大學的招生簡章里，“師資力量”一欄已經列出了一串長長的名單，除了孫恒和呂途教授的課程外，中國鄉村建設規劃院院長李昌平，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劉忱，以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鴻在內的專家學者，也會偶爾來到這所看起來荒涼的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