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遇困境 輸出美式民主受到越來越多質疑

美國民主在美國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也曾對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產生過積極影響。時至今日，美國民主運行狀況如何？出了哪些問題，其根源又在哪兒？輸出美國民主為什么不可行？圍繞這些問題，人民日報觀察版24日刊發四篇文章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

美國民主確實出了問題

張維為

今天，多數的美國人恐怕都不否認美國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以對美國國會的評價為例，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是6%，“較有信心者”是7%，兩者相加為13%。兩年后的民調(2014年6月)發現，如此低的信任度還在繼續，對國會“非常有信心者”是4%，“較有信心者”是3%，兩者相加為7%。數據會有波動，但至少說明美國民主確實出了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金錢政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把競選獻金裁決為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一種“言論自由”，于2010年裁定對公司和團體的捐款不設上限；2014年又裁定對個人競選捐款也不設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來描繪美國民主已不合適，更恰當的應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錢主”，成了富人的游戲。這是美國民主最大的硬傷。

游說政治。這是“金錢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團已經高度組織起來，通過游說團體，影響美國的政治生活。美國民主制度，幾乎成了游說團體的天下。如果一個群體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那么，這一群體的利益就很難在美國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經濟學人》雜志驚嘆，“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復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

內斗政治。今天，美國政治內斗的深度和廣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從深度看，民主和共和兩黨之間的對抗從未像今天這樣“苦大仇深”、互不相讓，結果雙方越來越難以達成為國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識。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這種內斗也幾乎從未中斷。從廣度看，這種內斗幾乎遍及各個領域，成了美國政治常態，導致決策的“否決點”非常多，政府的許多承諾也無法兌現。美國總統奧巴馬2008年喊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他曾承諾要削減國債，但國債從原來的10多萬億美元增加到現在的近20萬億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國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幾乎等同于競選。所以，候選人的最大特點是一切為了贏得選票，結果使“民粹政治”泛濫。美國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這種“民粹政治”。為了贏得更多選票，政客紛紛提出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后是取消汽車稅，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產。當加州政府想恢復汽車稅時，州議會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從歷史視角看，在民主問題上，美國當初的締造者們比今天的政客要謹慎得多。他們大都傾向于采用“共和”與“法治”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民粹”。但如今，美國究竟能否克服自己體制中的這些嚴重問題？連一場導致美國多數民眾資產銳減的金融危機都不能帶來美國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說明美國政治制度的糾錯能力正在衰弱。這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著更為深層的原因。

治理結構出現異化。“三權分立”中的三權，本質上都是屬于政治領域的權力，而一個現代國家的良性運轉需要在政治領域、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之間形成一種良性平衡，也就是這三個領域的力量實現一種有利于大多數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國，相比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占據了優勢。資本力量已充分組織起來，在較大程度上左右著政治力量，也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了對社會力量的滲透，如對主流媒體的控制、對社會議題的設置等。這樣看來，美國的“錢主”將繼續主導“民主”，“占領華爾街”背后的 99%與 1%之間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長期化。

美式法治面臨困境。美國人長期以來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種意義上幾乎成了保護既得利益、拒絕改革的代名詞。牛津大學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國“立法失控”問題為例指出，各種利益集團的游說，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顧，想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修憲；而修憲首先要通過一定嚴格程序，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法治社會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義成了拒絕改革的工具。這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法治發展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內外環境發生改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結果是美國的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欺詐成風并帶來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不斷向金融資本和金融部門傾斜。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使得美國資本力量的利潤主要來自金融業，來自世界范圍的貪婪吸金。與過去相比，美國的資本力量對美國內部政治體制改革的興趣大幅降低，現在美國的制度安排對華爾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動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