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與“一帶一路”

中國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立足于在差異中求和諧、在多樣中求統一，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構筑多元一體大家庭各成員之間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的精神紐帶，即共有的精神家園。

總體而講，中華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交響。中華文化如同一個交響樂團，各種樂器的特質之音、七音八度的差異之聲，在指揮的協調下共聲交響，演奏出美妙和諧之聲。“以五聲播于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這是古人從音律和諧中感悟的治世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中華文化就是一個現代交響，各民族共生，誰也缺不了誰，它必須是在多樣性的交響當中演奏出中華民族的華彩樂章，才能夠實現這種尊重差異的多元一體。

中華文化的現代“交響”，包容著各民族文化的音質聲調，在中國共產黨“指揮”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主旋律，演奏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華彩樂章。這就是尊重差異、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認同，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凝聚。

在國際比較中堅定自信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三個自信”，這是我們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當中，必須要強化的一個自我意識。

近年來，對中國民族政策的討論，是國內外學界和社會輿論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最基本的判斷就是中國民族政策出了問題，進而在所謂的“反思”中產生了一系列評判：“蘇聯模式”“大拼盤”“調整說”“失敗論”。同時以“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命題開出了一系列藥方：學習美國、印度、巴西的“大熔爐”“文化化”“族群說”“社會政策化”，重返民國“宗族論”，直到“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取消“民族身份”等集大成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些觀點一方面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另一方面也直接影響到民族工作實踐，在民族關系領域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在西方歷史上，處理種族、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問題，長期采取奴役、歧視、隔離、驅趕、強迫同化甚至滅絕的政策。所以，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理論和實踐都源自西方。即便廢除了奴隸制，仍實現“隔離但平等”（美國）、“既不平等也不隔離”（巴西）、“種族家園隔離”（南非）等制度和政策，“白人至上”的觀念根深蒂固。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才在“承認的政治”觀念中轉向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平權政策”實踐。

自1970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開始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影響了歐洲和眾多實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這些政策實行到今天又陷入了所謂的“承認的困境”。2010年、2011年德國總理、英國首相相繼宣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2014年歐洲委員會發表最新完成的歐洲人權狀況報告，報告指出：今天的歐洲民主、法治與人權狀況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是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糟糕的。歐洲面臨的人權現狀，其中包括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腐敗、拐賣人口、放縱仇視言論等。在歐洲，39國有歧視少數民族的問題，23國執法粗暴，23國排斥和歧視羅姆人。在許多歐洲國家，貧困和高失業率助長了矛盾沖突與極端主義勢力的抬頭。一年多來美國連續發生的警察對黑人施暴案及其引發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不僅使世界而且也使美國人自己認識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在美國遠未克服，種族問題遠未解決。

這些都表明，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因此，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方面，即便是借鑒某些具體措施，也要搞清楚來龍去脈，準確地了解對方的國情和政策依據。

很多人提出要學習“新加坡經驗”，特別是各種族“共居”的“組屋計劃”，同時有對中國的民族識別、身份證上的族別標注批評質疑，取消之論比比皆是。那我們就來搞清楚“新加坡經驗”究竟是怎么回事。新加坡不叫民族問題，叫種族問題。新加坡“種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中的“組屋計劃”，實施條件就是身份證上的“種族”（race）標注。它的社區建設就是按照三大種族的比例入住，現在它的身份證上已經出現了90多個種族的標識。比如華人和馬來人結婚了，為孩子辦出生證的時候，父母可以為孩子選擇種族，可以是華人或馬來人，也可以是華-馬來人，或馬來-華人。隨著來新加坡移民的外國人的增多，種族類型也不斷增多，但政府不厭其煩地標注在身份證上。公民15歲的時候有一次更改種族識別的權利，之前是父母給確定的，如果不更改，這個身份證一輩子跟著你了，你買房子，享受各種各樣和種族有關的政策全部要依據你的身份證。

那么，我們的身份證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如果我們把身份證上的族別信息取消了，是不是全國人民的中華民族認同就加強了？我們不能本末倒置的去思考問題，更不能說看著人家哪兒好就一定適合我們，我們必須搞清楚人家背后支撐的東西是什么。新加坡有這套政策，他們也搞身份證上的族別信息，而且比我們搞的更加繁多具體。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民族政策，既有尊重歷史、順應人心的一面，又有體現國家統一基本原則。一個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選擇什么樣的道路、采取什么樣的模式，是基本國情、歷史演進、經濟社會狀況、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在處理統一和多樣的問題上，我們的理念和制度設計是非常先進的。我們強調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問題。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開拓創新，這是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講話中深刻闡釋的重大政治原則。這條道路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于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偉大成果。對這個成果，我們要萬分珍惜。如果說實現程度不夠，是因為支持這種制度優越性的經濟基礎還未達到那個水平。所以，必須正確看待我們的國情，不能因為我們取得的成就而自以為是，也不能因為制度還沒有充分實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支撐下的優越性而認為技不如人，就要妄自菲薄地追隨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