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環保干部“吐槽”看基層環保困局
大幅提升企業污染環境的違法成本固然重要,但是簡單地將企業污染環境的原因歸結于社會責任、環保意識差并不合理,在給企業排污處罰做加法的同時,也應給企業治污成本做減法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凱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期在重慶調研時,與一些區縣基層環保人員深入交流,這些環保政策和行動的實踐者講述的基層環保工作的尷尬遭遇、“經典語錄”,折射出我國基層生態環保與發展模式的矛盾、環境現狀與群眾要求的矛盾、治理效果與監管能力的矛盾。在當前我國全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這些“吐槽”應引起重視和思考。
高壓處罰解決不了污染問題
按日計罰、查封扣押……新環保法的出臺給了環保部門“牙齒”,但是基層環保干部介紹,在基層具體工作中,“敢咬”并不容易。
重慶某區環保局局長告訴本刊記者,不少企業都是有門路、有關系的,想處罰一個污染企業要花費很大力氣。“有一次,我們處罰偷排超排企業,這些企業根本不理睬,我就把污染企業名單掛到網上公示,得罪了不少人。有個企業環保不過關,就去領導那里告狀,說我不給辦環評手續,幾乎所有的區領導都找過我問話,還好,主要領導得知事情原因后支持我。”
另一位區環保局局長告訴記者,他也遇到過不少類似情況,“一些企業只要你妨礙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想方設法去領導那里給你施壓。有一次,區里一家臺資企業環評沒過關,竟告到上級臺辦。在外出差的區領導連夜給我打電話,問怎么回事。我說不管什么企業,不過關就是不能過關。”
“站得住未必就能頂得住。”基層環保干部說,在基層,企業告狀不算什么,最怕的就是一些領導為了讓高環境風險的大項目上馬,甚至讓環保局局長想辦法跟上級環保部門協調把“環評”跑下來,跑不下來就換人。
“有人說新環保法出來后,你們環保部門就強勢了,就可以大膽處罰了。”重慶某工業園區環保局一位科長并不太認可這種說法。他說,大幅提升企業污染環境的違法成本固然重要,但是僅靠罰款就能讓企業不偷排漏排嗎?將企業污染環境的原因歸結于社會責任、環保意識差并不合理,在給企業排污處罰做加法的同時,也要給企業治污成本做減法。
重慶一家大型民營化工企業環保辦負責人告訴記者,隨著新環保法的實施,基層環保監管和處罰力度加強,企業的環保成本也大幅提升,該企業廢水預處理設施投資5000萬元,目前日處理量約4000噸,處理成本每噸需要5元,進入園區污水處理廠每噸需要交納4.65元的污水處理費。“去年企業還未完全開工,處理費用就花費七八百萬元。”
而據重慶某化工園區污水處理廠負責人介紹,該廠為園區化工企業處理工業廢水,“企業來水每噸收取5元錢處理費,由于來水不足達不到滿負荷運轉,園區處理廠一年要虧損四五千萬元,近期企業投資1個多億增加新技術設備,污水處理成本還將大幅上升。”
在調研中,基層環保人員介紹說,除了廢水處理,在“危廢”、一般“固廢”處理上由于是少數公司特許經營,未能形成市場競爭,盡管價格由物價部門核定但依然偏高,高額的環保成本讓一些企業不正常運行相關治污設施,偷排、超排現象時有發生。受整個經濟形勢影響,相當一部分企業生存艱難,高昂的環保成本進一步加劇了企業負擔。他們坦言,靠高壓處罰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應對環保設施建設運行良好的企業給予減稅、補貼等,同時應進一步放開相關廢物處理市場,切實降低企業環保成本,提高企業治污積極性。
環保部門的權力與責任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環保意識的提高,對生活環境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噪音、油煙、空氣、水、垃圾只要是跟環境有關的,都向環保局投訴,環保部門的投訴量在所有政府部門當中排在前列,“有些確實是環保部門處理不了的,這里面環保部門能夠獨立解決的只有20%。”
“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環保部門管的東西太多,很多不該管也管不下來。”重慶某區環保局局長以噪聲管理為例說,當前很多地方都在建設,噪音擾民比較突出,但噪音涉及到交通、公安、環保、建筑等多個部門,環保部門接過投訴后解決不了只能移交給其他部門,都是兄弟單位,只有協調解決,如果找上級領導那就是告狀了,其他部門就有意見。
“環保是肩膀,什么都得扛。”這位局長說,前段時間重慶某區工業廢氣擾民引發居民上訪,大家都把矛頭指向環保部門,說環保部門不作為,最后也是環保部門出面解決。“說實話,我們心里也委屈。那個區的工業廢氣污染主要是規劃問題,當初那里人口少,規劃為工業區,但是隨著城市的擴大,那里又成了住宅區。進行規劃和產業布局的時候,也沒征求過環保部門的意見,出了事還是環保部門承擔。”
不少環保干部抱怨,與寬泛的職能職責相比,目前基層環保部門的監管能力依然薄弱。重慶另一位區環保局局長說:“我們局行政編制只有十幾人,一些科室都無法配齊,加上監察、檢測機構,事業編制一共60多人,混崗使用情況非常普遍。全區面積2000多平方公里,出了事等我們到了現場小事就變成了大事。重慶去年加大投入,率先在全國實現了鄉鎮街道環保所全覆蓋,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人手緊張和監管觸角有限的問題。”
除了面廣人少、小馬拉大車的尷尬,基層環保治理手段也十分滯后。一位環保人員說:“目前在線監控系統安裝范圍十分有限,為了檢測數據,我們的一些女職工甚至要爬到數十米高的大煙囪上。一些污水管網錯綜復雜,有時污水排出來了,還不知道污染源在哪里,人得戴著防毒面具下去找。”
一位環保局局長還講述了自己帶隊執法的尷尬:“有一天晚上,我帶隊去一家企業檢查,企業就是不開門,拿出執法證也沒用。很多時候還是要依靠公安部門去聯合執法。實際上在一些國家,環保部門的職責很簡單,就是監管,哪里出現了污染事故按照法律處理。哪像我們這要管那要管,最后很多都管不好,群眾也不滿意。”
權責不統一是基層環保人員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處罰企業,我們一只腳也進去了。”一位環保干部無奈地說,企業污染環境就意味著環保部門監管不力,意味著要追責。
“心理的煉獄!”重慶某區環保局局長在談到當環保局局長的感受時說。這個區是工業大區,國控、省控污染源企業近400家,一般污染源數萬家。“我在好幾個部門當過一把手,工作都很多很累,但是在環保局卻是心理壓力最大的,總擔心哪里會出什么污染事故。”
基層環保干部普遍認為,出了污染事故如果確實是環保部門監管不力,當然要處罰,如果不是環保部門的原因,只要環保干部盡心盡力做好處理,就不應該追責。但是近幾年的許多污染事件,不管環保部門是否有責任都進行了問責,這讓環保干部整天提心吊膽,出了事甚至掩蓋事實。
一位環保局局長說,有一次一個企業出現了險情,盡管最后處理好了,但是晚上做夢時還夢到出了事故。他們呼吁,應盡快建立盡職免責清單,明確哪些情況需要追責、哪些不應追責,別讓基層干部“流汗又流淚”。
環保與發展矛盾待解
“說一千道一萬,當前環保的根本問題還是與發展模式的矛盾。”重慶某區環保局局長對記者說,“有一次區人大調研環保工作,一些人大代表對環保工作提出了批評,我談到環保和發展的矛盾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將存在,有人大代表說我這是找理由,但這就是事實啊。”
這位局長認為,當前我國正在調結構、轉方式,誰都知道要發展低能耗、低污染的產業,杜絕高能耗、高污染。但是在很多地方,因為地理環境、資源和經濟條件等限制,轉型十分困難。在偏遠地區,靠自身發展很難,靠招商引資招來的都是沿海省份淘汰的產業。“有一次開會,一個兄弟部門領導跟我說,‘我只管發展,你負責環保’。我說,你招來的企業污染重,讓我怎么負責?所以,我們一些基層環保部門有時候是得罪人的,一些兄弟部門或者鄉鎮街道好不容易招來幾個企業,你把他們否了。”
重慶一位工業大區環保局局長說,這些年,區里大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前段時間,招商部門招來三家重化工企業,準備在長江邊上的工業園區落戶。“我堅決反對,區領導的環保意識很強,同意了我的意見。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這樣的魄力,我們剛剛否定的三家企業,上游某市就準備把它們招過去。”
基層環保干部坦承,“環保是里子工程,不是面子工程”,即使主政領導重視環保,不要那些污染重的產業,但是對現有污染存量的治理也是要花錢的。比如,對鄉鎮污水問題的處理,建一個鄉鎮污水廠,除了主體工程,還有二三級管網建設,目前來自中央的專項資金只管主體工程,二三級管網需要地方配套,這筆資金甚至比主體工程還要多。教育、醫療等現在花錢的地方太多,管網建了也不出政績,建不建領導還是要掂量掂量,所以現在修了不少鄉鎮污水處理廠,由于二三級管網不配套,也起不到作用。
“現在群眾一談到哪里河流污染了就讓環保局局長下去游泳,應該下河游泳的是書記,不是環保局局長。”基層環保干部表示,環保工作既考驗環保工作者,也考驗著地方領導,要讓主政領導樹立科學發展觀,前提就是要有科學的考核觀,而非經濟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