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如何反省二戰侵略歷史（銘記歷史 警示未來）

1990年10月德國統一之前，民主德國（東德）在蘇聯支持下，實行了比較徹底的肅清納粹的政策，聯邦德國（西德）對不斷揭露出來的納粹骨干也予以法律制裁，不允許他們擔任國家公務員。對藏匿在巴西、阿根廷等國的納粹罪犯，一旦發現線索，即爭取有關國家配合進行追捕。據統計，從1946年至1965年，在東德共有12807人、在西德共有6115人因納粹罪行而被判刑。

聯邦德國還頒布了一系列法律規定，以防止納粹沉渣泛起和新納粹產生。1952年10月，經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取締了1949年成立的新法西斯組織“社會主義帝國黨”；1982年1月聯邦內政部取締了新納粹組織“德國人民社會主義勞動黨”，1983年查禁了“國家社會主義者行動陣線”。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德國雖實行“言論、集會自由”，但根據1994年9月聯邦議會關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不僅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征的口號和敬禮儀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征的標記符號、標語和徽章，對同情納粹、對猶太人進行誹謗、攻擊和惡意傷害者，或宣揚種族歧視、否認希特勒第三帝國大屠殺犯罪行為者，可依法判處3—5年徒刑。

教育青年面對納粹罪行和侵略真相，樹立正確歷史觀。

聯邦總統魏茨澤克曾指出，“要幫助青年人理解為什么要牢記過去是極其重要的，幫助他們面對歷史真相。”基于這種考慮，德國出版了大量揭露、剖析第三帝國的書籍，對納粹、黨衛軍和沖鋒隊的所作所為進行無情的鞭撻。

1977年，針對當時一些學校里講授歷史時不提希特勒罪惡活動的情況，時任聯邦總統的謝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1978年，德國各州教育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決議，重申學校教育中應積極抵制對第三帝國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飾或贊揚。

為警示、教育后人，一些前納粹集中營遺址被辟為紀念館，供公眾參觀。1998年10月，在德國東部城市馬格德堡，為遭受殺戮的吉普賽人建立了專門紀念碑。遷都決議作出后，聯邦政府又決定在柏林市中心建立紀念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并于2005年5月10日正式揭幕。

學校歷史課是培養年輕人正確歷史觀的主要途徑。為此，德國制定了系統的法律和規范。2004年1月生效的《柏林州學校法》明確規定：學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培養出來的人有能力堅決抵制納粹意識形態和其他追求暴力統治的政治學說。按照柏林州的教學大綱，為9年級學生歷史課編寫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大戰》一書，就把分析納粹歷史作為重點，而為11—13年級編寫的當代史，要求通過學習“納粹獨裁——問題和分歧”這一內容，使學生深入了解德國是如何從魏瑪共和國走向納粹獨裁的，探討和分析納粹是如何走向滅絕歐洲猶太人之路的，反思在人類文明發展到20世紀時德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如此野蠻的狀態。

向受納粹迫害者，特別是猶太人提供經濟賠償或補償，并承認納粹罪行是無法用金錢來補償的，通過賠償只是有助于減輕受害者的痛苦。

根據1952年聯邦德國同美英法三個占領國簽訂的《波恩條約》，德國要對境內外受納粹迫害者進行賠償。1953年，聯邦德國通過了第一個戰爭受害者賠償法，規定凡在二戰中受到政治、種族和宗教迫害的，都可以得到賠償，首先得到賠償的當然是猶太人。聯邦德國政府還同有關國家猶太人組織簽訂了雙邊賠償協定。除政府賠償外，在納粹時期曾強迫外國人和集中營囚犯做苦役的德國大公司也要進行賠償，為此設立了賠償基金。據2007年默克爾總理提供的數字，戰后歷時60多年的賠款總數大約640億歐元。

尊重戰后國際協定，承認戰后邊界，對鄰國放棄一切領土要求。

德國承認奧得—尼斯河為德國與波蘭的永久邊界，宣布1938年導致納粹德國吞并捷克蘇臺德地區并進而侵略占領整個捷克的《慕尼黑協定》無效。1990年德國統一后，聯邦政府重申，對鄰國沒有領土要求。

走和平崛起道路，置身于一體化的歐洲，減少鄰國對納粹德國“東山再起”的疑懼。

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后，阿登納政府除了決定向西方“一邊倒”、依靠美國保護其安全外，另一個重要決策就是接受歐洲聯合、共同發展的道路。法國倡議煤鋼聯盟等西歐聯合，初衷是要“拴住”德國，使它不能再威脅鄰國，西德領導人當時對此心知肚明，但還是接受了這種制約，并一再重申德國將置身于一體化的歐洲，不走“特殊道路”。

不僅如此，作為經濟實力最強的歐盟成員國，德國意識到周邊國家對德國強大的敏感心理，因而注意“夾著尾巴做人”，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強調“德法合作”，在一些禮儀上把“在先權”讓給法國。德國外交部官員有一句座右銘：在歐洲建設中，“只有同法國合作，才能辦成一些事情，撇開法國或同法國對著干，將一事無成”。

德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是慘痛的歷史教訓、戰勝國的嚴格管制以及民族前途的利益需要所決定的。

首先，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都使德國割地賠款，這使德國有識之士不能不進行反思，得出德國不能再發動戰爭的結論。第二，二戰結束后，美英法蘇四個戰勝國管制德國時實行了“非納粹化”政策，打碎了舊的德國國家機器，對東西德社會、政治制度進行了改造。西德的《基本法》和“聯邦制”就帶有美國影響的烙印。第三，德國人在反思過程中日益認識到，不痛改前非，就不能與鄰國和平相處，也無望在世界上立足，德意志民族就沒有發展前途。

還需要指出的是，德國的正確歷史觀也經歷了一個從被迫到逐步自覺和深化的過程。從1951年阿登納確認希特勒德國發動了侵略戰爭，德國對其后果“全面承擔責任”，到1970年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就是一個深化的過程。但理性認識的深化標志是1985年魏茨澤克總統在紀念二戰結束40周年大會上提議把納粹德國的“戰敗日”改為“解放日”，強調德國人民從此也擺脫了納粹統治，獲得了“新生”。這不是簡單的名稱改變，而是立場和心態的轉換。正如施羅德后來指出的，“解放的感覺是后來才產生的。這是一種把德國人從犯罪的、歧視人類的政權中解放出來的感覺，是使歐洲擺脫洗劫、鎮壓和破壞的感覺。它讓德國人從精神上擺脫了希特勒荒唐的思想體系”。2005年，施羅德在紀念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解放60周年兩個大會上的講話在歷史認識上又進了一步，他指出：“德國絕不能把納粹反人類的罪行僅僅歸咎于希特勒個人，相反，每一個德國人都應該進行反思”；“過去的歷史我們已經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那段歷史中，從我們國家刻骨銘心的那段恥辱中，吸取教訓”“德國決不能向試圖忘卻或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任何企圖讓步”。同年，施羅德還在《南德意志報》上撰文深刻地指出：“有人試圖對歷史作新的解釋，顛倒因果關系并否認納粹德國的罪責”“必須堅決抵制這樣的企圖：使戰爭的罪行和戰爭給德國人帶來的痛苦相抵消，使對犯罪者的討論轉變為對受害者的討論，從而使納粹的罪行具有相對性”。默克爾總理繼承前輩的反省言論，2013年在聯合國確定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前夕發表談話也確認：德國“對納粹罪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特別是對大屠殺的受害者，負有永久責任”“我們必須正視歷史，確保我們做國際社會良好的、可信賴的伙伴，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無獨有偶，同年，國際猶太人權組織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在柏林、漢堡、科隆等城市張貼海報，通緝60—120名年齡在90歲左右或以上的納粹戰犯。當時德國一些報刊就評論稱：“時間不能洗刷殺人犯的罪行，年齡不能成為兇手的擋箭牌。”

綜觀德國對二戰歷史的態度，不難看出以下特點：第一，各黨派觀點一致，歷屆政府態度如一，主流社會的認識不斷深化。第二，不把侵略的罪責推給希特勒個人或少數納粹頭目了事，而是強調德國人民有責任把納粹德國的罪行認同為德國民族歷史的組成部分，據此進行反省而不得加以篡改。第三，認罪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能見諸行動，特別是警惕新納粹主義抬頭。第四，能正確對待被侵略國對希特勒德國二戰侵略暴行的批判，不把它看作“反德”行為而表露“反感”。施羅德總理在總結德國對歷史問題的經驗時指出：“以審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確對待本國的歷史，不僅不會失去朋友，反而將贏得朋友。”

戰后70年的歷史已經做出結論：希特勒當年企圖通過武力征服行動來擴展“生存空間”，終以可恥的失敗告終，戰后德國汲取了歷史的教訓，以真誠悔過的行動取得了受害國人民的寬恕，憑借其經濟技術優勢和優質產品通過平等互利的合作贏得市場和人心，并成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中堅力量，在國際上享有應有的受尊敬地位。

德國反省二戰侵略戰爭的正確態度，為同是二戰侵略罪魁禍首的日本提供了一面鏡子。2006年，年逾85歲高齡、同日本政界交往頗多的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其《未來強國》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部分歸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長達數百年之久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為日本后來奉行的帝國主義政策，給所有鄰國帶來了災難，鄰國對此銘心刻骨。但關鍵還是日本人對過去的征服行徑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認和表示道歉……日本政治階層的多數仍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戰爭英雄及一些軍事領導人，而對戰爭受害者幾乎只字不提，更不提及遭受日本侵略的那些國家的死難者……所以，日本的所有鄰國都確信，日本人不愿意進行道歉。韓國在這方面反應最強烈，中國也一樣。反日情緒在東亞和東南亞普遍存在。”

（作者為中國前駐德國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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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13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