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韓國特約記者 濟冬】曾在韓國國會情報委員會擔任委員的一位國會議員近日在與他人對話時,關掉了自己智能手機的電源。因為他擔心有人使用黑客軟件,將對話進行錄音并追蹤位置。隨著韓國國家情報院(國情院)“監聽門”事件持續發酵,其后續影響——“監聽恐懼癥”正在韓國政壇、公務員間蔓延開來。 據韓國《中央日報》22日報道,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國會議員,直至6個月前還在使用2G手機。如今他雖然使用智能手機,但如有重要的通話,他還是會使用蘋果系統的通話軟件FaceTime。在他看來,FaceTime使用的衛星并非通過韓國國內基站,而是經由海外,即便檢方對其進行沒收搜查也不會暴露。 服務器在韓國,似乎成為“不安全”的象征,公務員使用社交網絡、通信軟件變得愈發謹慎。在韓國,聊天軟件KaKaoTalk的普及度相當于微信在中國的水平。但現在,它的安全度被打了大大的問號。據報道,相當一部分政界人士和公務員在使用服務器在國外的軟件,例如服務器在德國的“Telegram”,或者總公司和服務器設在美國的“Viber”。 一位曾在李明博政府任高官的人士表示,其從任現職起,就開始使用“大炮手機”(即為了隱藏自身身份,利用他人名義注冊手機)。他感覺情報機構仍在對其郵件和電話進行監聽,就買了新手機。但如果有重要事情要商談,他一般會相約直接見面。除了在野黨,執政黨人士間也存在“手機回避癥”。政府下屬機構相關人士透露稱,跟新國家黨議員一起吃飯時,如果是重要通話,會使用飯店的座機電話。 對于“監聽恐懼癥”擴散一事,韓政府相關人士表示,監聽是非法的,監視也要獲得法院的許可才能進行,即使獲得許可,沒有設備,也無法對手機進行監視。此外,黑客軟件遠程控制系統(RCS)不能監控KaKaoTalk,雖然可以監控短信和電郵,但要獲得總統的全面許可才能進行。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在韓國前總統盧武鉉政府時期,國情院廢棄了自主監聽設備。但是國情院稱,由于通信企業沒有設置監聽裝備,對恐怖犯罪與間諜事件的調查工作很難展開。檢方和警方也表示,在調查誘拐、綁架等犯罪時,需要用到監聽設備。韓前國會情報委員長、新國家黨議員徐相箕認為,應借此機會制定合法監視范圍,及相關制度杜絕非法監視。 據《中央日報》報道,在韓國手機用戶中,每10人中還有一人在使用2G手機。業界稱,使用2G手機的一部分人是因年齡大等原因,但因安全顧慮而使用2G手機的也有不少。很多人擔心手機被植入惡性代碼后資料被盜。而與2G手機相比,更高級的智能手機安全性更差。 另據韓國《韓民族新聞》22日報道,NANATECH有限公司代表許遜久(音)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們(國情院)關心的對象只有手機”“因為主要的目標在中國”。對于“指的是中國的誰”這一提問,許回答稱“(18日死去的國情院職員林某)說是在中國的韓國人”。該公司是國情院與意大利“黑客團隊”中介商。報道稱,國情院院長李炳浩曾表示,從未對國民實施黑客攻擊,也沒有理由使用。但是從“黑客團隊”泄露的資料來看,國情院試圖對韓國國民進行黑客攻擊的可能性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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