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國稅局長背后的塌方式腐敗——安徽阜陽國稅系統腐敗窩案調查

國稅局長勾結皮包公司老板，“騙稅生意”月入十幾萬元

在阜陽國稅窩案中，目前查明的行賄人已近兩百人，其中界首商人孫某具有代表性，其行賄額最大、涉及干部最多，“騙稅生意”規模也最大。

早在２００５年，孫某就與時任界首市國稅局副局長楊東升合謀，利用廢舊物資回收免征增值稅的國家政策，成立了一家廢舊物資公司，由楊東升幫其辦妥資格認定、收購發票和增值稅發票的發放，其通過捏造交易向其他企業虛開增值稅發票，從中賺取“開票費”，再與楊東升“分成”。因擔心稅票數額過大容易暴露，該公司成立４個月即注銷，楊東升分得１８萬元。孫某緊接著又如法炮制新成立了一家同類公司，楊東升６個月分得１８萬元和３０００美元。

據了解，這種靠鉆國家扶持優惠政策空子，內外勾結的“騙稅生意”，在阜陽國稅窩案中大量出現。一度界首、阜陽等地固廢金屬企業遍地開花，僅楊東升一人３年間就與１２名商人開辦的１８家固廢企業“合伙”，受賄２００多萬元。

２００８年后，國家廢舊物資稅收政策調整，“騙稅生意”向涉農產業轉移。為支農惠民，國家規定農業生產者銷售的自產農產品免征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收購免稅農產品可享受１３％的增值稅進項抵扣，這１３％成為騙稅者的操作空間。

如孫某從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先后在阜陽注冊成立了１１家藥業公司，為虛開騙稅，分別向潁州區國稅局局長方偉、副局長徐乃峰、企業科科長劉廣生行賄５６０萬元、４６萬元和１４萬元，向潁泉區國稅局局長王若冰、潁東區國稅局插花分局局長周天躍行賄１６４萬元和２５萬元。

案卷顯示，本案中的各類騙稅企業上百家，多集中在藥業、紡織、皮革、家具行業，分別以中藥材、棉花、獸皮、木材等涉農原材料為幌子，在沒有實際經營和業務來往的情況下，大肆虛開增值稅發票牟利。

“稅收惠民政策就像國庫敞開了一條‘綠色通道’，讓稅務干部去守門，一些人卻監守自盜！”一名辦案人員介紹，這些國稅干部在納稅資格、稅票發放、逃避檢查、公司注銷等方面為不法之徒提供便利，成為騙稅的謀劃者和分利者。有的國稅干部拿走“合伙騙稅利潤”的三分之二，方偉曾同時接受孫某、程某、王某等人的藥業、紡織、家具“皮包公司”騙稅“紅利”，月入達十幾萬元。

而在這個貪腐集團內部，“騙稅”既是公開的秘密，又是聯手的生意。如方偉個人受賄１３１８萬元，還與楊東升共同受賄９１８萬元；方偉和王若冰為幫助孫某的企業逃避檢查，向市局韓衛東說情，并介紹孫某“人穩當”，讓韓放心收其賄賂。

“邊腐邊升”被指監管失靈　稅制漏洞亟待制度完善

此案較為典型地體現了國稅領域一些慣常貪腐手法：

——逃稅減稅。多名國稅人員受賄后幫助企業逃避稅檢、免稅或減稅。２０１２年底安徽省國稅局組織稅務檢查，潁州區國稅局副局長徐乃峰收受一服裝企業老板時某２萬元，幫其注銷企業免受處罰。阜陽一香料企業數次被查賬發現共需補稅、罰款６０多萬元，因企業老板長期向市國稅局總經濟師韓衛東行賄，經韓打招呼全部免除。

——吃拿卡要。韓衛東利用阜陽經開區一房產企業有求于他，助自家親屬以１２０萬元的價格，購得該企業開發的市場價約１９０萬元的別墅一套。其妻女開的車，春節海南游的花費，以及家中衣柜、木地板、空氣清新器等，都由各類企業買單。

——介紹生意。阜陽市某五星級酒店外墻裝飾工程本已確定施工方，方偉打電話推介商人付某的公司，酒店負責人考慮“國稅局長的面子要給”，改與付某簽訂合同。經查，方偉多次為付某介紹生意，收其賄賂１９萬元。

辦案人員介紹，阜陽國稅窩案案發后，一些干部仍不收手。２０１３年方偉落馬后，副局長徐乃峰在主持工作期間仍繼續受賄，直至被抓。

專家認為，本案中多名干部受賄時間長、貪腐手法“簡單粗暴”，卻長期得不到查處，不少人“邊腐邊升”，反映出當地國稅系統內部監督的低效與失靈。如柴國良從阜陽調任銅陵時，仍得到省國稅局“辦事公正，嚴于律己、模范遵守各項廉潔從政規定”的評價。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教授劉劍文認為，本案中大規模的國稅貪腐行為，既源于這些干部自身的素質問題，也由于稅務制度存在漏洞。當前全國“營改增”稅制改革范圍逐步擴大，應通過推廣信息技術、加強稅務審計等途徑完善制度，堵住虛開增值稅等騙稅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