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施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不斷加強自身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建設，為領導與實現中華民族全民族抗戰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促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成功，產生了十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義不容辭地擔當起全民族抗戰的政治領導責任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解放的先鋒隊，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創造性地回答了決定抗日戰爭成敗的根本性、戰略性問題，并在戰爭中開辟了廣大的敵后戰場，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堅持持久抗戰、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擔當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號召全體中國人民組織抗日救亡運動和東北抗日戰爭，驅逐日本軍國主義滾出中國。由此，全國各階層積極行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1936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總結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了一個為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185頁）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此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國內和平基本實現。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首先強調共產黨要責無旁貸地擔當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責任，明確指出：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在目前，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因此，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毛澤東同志還提出了黨對各革命階級政治領導的四個條件：一是根據歷史發展的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二是按照這些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三是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四是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認清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才能在日寇入侵的國難面前宣告國人，堅持抗戰，實現全民動員，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此，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引領著奪取戰爭勝利的正確方向，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

二、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向心力

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擔當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領導責任，中國共產黨堅持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提出了全面科學的黨建目標，明確指出：我們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內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毫無疑問，毛澤東同志講的“革命的勝利”，當時即是指全國抗戰的勝利。為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1937年7—8月，毛澤東同志先后發表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標志著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正式形成，極大提高了全黨的思想理論水平，為黨在抗戰中的大發展準備了思想條件。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并強調要始終圍繞黨的政治路線開展黨的思想建設。后來，中共中央相繼通過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等黨內文件，形成了系統的思想建黨和理論學習制度。特別是通過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全黨進行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成為抗戰時期黨加強思想建設的一大特色。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頓三風這件事保證了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黨的組織成分的純潔。整風過程中，通過大規模的學習運動以及對黨的歷史的深刻總結和反思，全黨特別是高中級領導干部更深切地認識到實事求是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通過黨章明確規定：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

延安整風運動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是抗戰時期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歷史性標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全黨實現了空前的團結統一，并通過黨的思想統一，進而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向心力，成為抗戰勝利的不竭精神源泉和精神支柱。

三、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堅定不移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作為最具政治組織力的先進政黨，在民族危亡的關頭，率先提出武裝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面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步伐加快、民族矛盾不斷加劇的嚴峻形勢，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既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又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原則，在復雜的形勢下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略。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策略方針，保證了黨在新的復雜環境中，始終頭腦清醒地進行創造性工作，為擴大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建設成為一個廣大群眾性的黨創造了條件。

1937年9月，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后，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毛澤東同志指出，兩黨統一戰線的宣告成立，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將發生決定的作用。統一戰線的發展，將使中國走向一個光明的偉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打倒和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這一正確政治路線的實施，有利于黨的建設工作，主要體現在：有利于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為黨的組織發展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有利于黨向全國發展；有利于黨以民族革命領導的身份，在統一戰線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并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正如當年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老實說，過去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今天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真心實意地出來維持抗日的大局，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險傾向，那就會弄得一團糟。”（《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18頁）為了團結更多的愛國階層、進步人士抗日，以實際行動反對國民黨實行的一黨專政，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則，即在各抗日根據地政權機關和各級參議會的成員構成上，共產黨員、黨外進步人士、中間分子各占1/3。這就爭取了中間階級，承認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為了政治協商，中國共產黨還在各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實行廣泛的普選制和競選制，取得了明顯效果，根據地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真心擁護共產黨。通過在農村加強基層民主建設，不僅有效地動員了更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而且調動起普通民眾的抗日積極性。

四、加強組織建設，大量培養干部和發展黨員，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骨干力量

抗戰前夕，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員只剩4萬多人。為了與全國轟轟烈烈開展抗日戰爭的要求相適應，中共中央及時提出“建立全中國的強固的共產黨”的戰略任務。瓦窯堡會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既“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的重要思想，強調一切愿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都可以加入共產黨。這就使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增強黨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從而更廣泛更充分地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把全民族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共同投入抗日戰爭，為實現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而奮斗。

為克服組織發展中的關門主義傾向，1937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提出了“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的任務，闡明干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277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指出：為了擔負起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任務，必須大量地發展黨員。這是黨迫切而重要的任務。為了完成好這一任務，中央提出，發展黨員要向工人、雇農、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堅決的勇敢的下級官兵開門，要注意在戰區、在前線大量地吸收新黨員，建立強大的黨組織；在敵占區要以不妨礙建立精干的、極端秘密的黨組織為原則，吸收新黨員。《決議》強調在發展新黨員時，要防止不顧質量只講數量“拉夫”的錯誤傾向，又要防止關門主義傾向。到1938年底，共產黨員的總數已超過50萬人。在大量發展黨員方面，黨中央又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使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加入到黨內來，為黨的組織增添了生機與活力，同時也改善了黨組織的結構，黨員隊伍也不斷壯大。到1945年8月，全國黨員人數已達120多萬人。隨著黨組織的擴大和黨員隊伍的壯大，無論是在抗日前線，還是在敵后根據地，到處都有共產黨員為抗擊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奮戰、流血犧牲，到處都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人民取得抗戰的輝煌戰果。

五、注重作風建設，以優良作風影響民眾，形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強大凝聚力

優良的作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優勢。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曾就黨的作風問題作過多次論述。1937年5月，他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提出干部的作風標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277頁）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毛澤東同志又系統地談到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個黨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把這些問題提高到黨性的高度上來認識，提出“理論和實際統一”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為了推進黨的作風建設，黨的七大報告進一步把黨的優良作風高度概括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并把這三大作風作為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

為了推動作風建設，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還積極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建設廉潔清明政府，查處腐敗分子。比如，1938年8月，陜甘寧邊區政府發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規定有克扣或截留應發或交納之財物者，買賣公用物品從中舞弊者，盜竊侵吞公用財物者等10項行為以貪污罪論處，并按數目之多少及影響之大小給予懲治。193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懲治貪污條例》等，1937年至1939年就查處了幾百個貪污腐化案件，尤其是邊區法院判處了黃克功、肖玉璧的死刑，對邊區干部教育影響較大。

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把敵后抗日根據地建設成為“民主雛形”，向世人展示了政府清廉勤政、人民精神煥發、人際關系融洽、社會秩序井然這樣一種生機勃勃的景象。共產黨人的作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祖國的前途。當時，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各界愛國人士、外國來華人員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政權是“真正進步、真正民主的政權”，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的未來。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用加強自身建設的實際行動，實現了自身的歷史性發展。1945年5月，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明確宣布：“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有了自己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它在今天，就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決定因素了。”（《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20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黨的七大召開不久，全國實行戰略反攻，1945年8月，中國人民終于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經過八年全國抗戰的洗禮，中國共產黨逐漸成為一個組織遍及全國、政治上成熟、充滿活力的黨，成為一個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在世界上產生廣泛影響、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建立和建設新中國的先進政黨，成為一個走在時代前列而又緊密聯系群眾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和中華民族先鋒隊。黨的隊伍空前壯大，人民力量大大發展，人民軍隊由4萬余人發展到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8萬余人，建立了擁有近1億人口的廣大解放區。所有這些，為奪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