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ISIS綁架黑色生意鏈:邊防人員受賄為其放行

去年8月被處決的美國自由記者詹姆斯·弗利。

據悉為被逮捕的ISIS成員。

被ISIS綁架的西班牙記者埃斯皮諾薩回國擁抱兒子。

2月，ISIS抓獲一名以色列人，他的家人在等待消息。

2月5日，約旦皇家空軍空襲位于敘利亞拉卡的“伊斯蘭國”武裝，ISIS綁架一名約旦飛行員后將其燒死。

17日，據印度媒體報道又有兩名印度人在“伊斯蘭國”勢力范圍內被綁架，此前已經有2名印度老師被“伊斯蘭國”（ISIS）綁走50天左右。去年以來“伊斯蘭國”造成多起人質危機，據聯合國推算，“伊斯蘭國”在2013年得到的贖金高達3500萬至4500萬美元。人質“生意”已經逐漸成為恐怖極端主義勢力的主要經濟來源。有報道稱一些邊防人員接受賄賂為這種生意放行，這究竟是一條怎樣的黑色生意鏈，如何才能成功幫助人質脫離魔掌？

目的

政治利益優先經濟利益

一名曾經被“伊斯蘭國”綁架5個月的敘利亞人說：“我的家人用8萬美元將我贖回來”。《紐約》雜志一篇文章中，一名多年關注人質事件的記者轉述了被綁者的故事，據該名被綁者描述，他們被關押在被稱為“人質中心”的地點，被蒙上眼睛戴著鐐銬，用沒上子彈的槍指著頭扣動扳機，聽到隔壁房間有人被“行刑”。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反恐中心主任李偉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一般將人質分為政治人質和經濟人質，政治人質顧名思義出于政治目的，主要是為了使被綁架人質所屬國家在政治聲譽上受到影響。

去年8月被處決的美國自由記者詹姆斯·弗利，還有與弗利一樣遭遇厄運的今年年初被伊斯蘭國斬首的日本人質后藤，他們都同屬于政治人質。“年初的日本人質危機，贖金開價兩億美元，但主要是政治目的，針對日本對中東地區的反恐援助，伊斯蘭國知道日本不可能支付，他們也沒打算能收到錢。對于政治人質開出的條件都是有很強的政治意圖。”李偉舉例說。

近日“伊斯蘭國”通過在線宣傳雜志公開出售兩名人質。與美日人質不同，此次被綁架的兩人屬于經濟人質。因為出售海報上明確表示交付贖金便可釋放或轉移人質，伊斯蘭國沒有說明贖金數目和交付期限，這明顯不同于其對待日本人質的方式。

這份海報同樣針對有意購買人質的組織，很多恐怖組織將轉賣人質作為重要經濟來源。李偉解釋說，一些小團伙雖綁架人質但無力索要贖金，就會將人質轉賣給有能力與政府討價還價的組織。

以綁架經濟人質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最突出組織是東南亞的阿布沙耶夫組織，但“伊斯蘭國”有所不同，李偉解釋說，“伊斯蘭國”綁架人質后，如發現政治利益會高于經濟利益，會優先通過人質訴求政治利益。

關押

怕暴露據點，通過中間人轉手

伊斯蘭國此次拍賣人質的海報只留下一個伊拉克電話號碼，沒說明交付贖金地址。李偉說，“通過綁架人質獲取贖金已經成為一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勢力的主要經濟來源。恐怖分子不會直接收取贖金，會通過中間人轉手，他們擔心直接收贖金會暴露據點，以及產生其他的風險。”

這些人質被綁架后關押在隱秘地點，伊斯蘭國交付贖金方式狡猾，難以順藤摸瓜找到據點。與今年2月被報道遇難的美國女記者米勒一同被關押的人質回憶說，他們曾被關押在敘利亞阿勒頗北部，一家曾經生產薯片的舊工廠改成的牢房里，緊挨著米勒的牢房；他們還曾被關押在位于拉卡的至少兩處地點。在那兩個地點，男女被分開關押，但至少在一個地方，他們可以通過墻壁與米勒交流。

談判

按談判難易度將囚犯劃分等級

人質一個一個被從狹小囚室帶走。在一間密室里，綁架者詢問人質每人3個私密問題，這是一個人質談判過程中，證明人質還活著的標準程序。

去年8月被“處決”的美國自由記者詹姆斯·弗利回到囚室痛哭著與難友們分享自己被問及的三個私密問題，綁架者問他誰在你兄弟的葬禮上落淚，誰是你的高中足球隊隊長……這些私密問題只有家人才知道答案。

被關押的西方人質是恐怖主義分子的優先選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梅建明教授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恐怖主義分子傾向綁架敵對國家的人，或者是繳付贖金可能性較大國家的人。

“恐怖分子目標主要是綁架外國人質，設立不同價值目標，最高是美國人，之后是歐洲人，然后是其他國家，但他們不綁架太貧窮落后地區的人質。”李偉說。

不僅是綁架時為人質設等級，談判時同樣有等級，《紐約時報》文章稱，綁架者知道哪些國家易于談判，他們按照難易程度為囚犯們劃分了等級，他們從西班牙人開始。弗利生前曾表示，身邊的歐洲難友一個一個被帶出去詢問，但自己和另一個英國人根本沒動靜。

贖金

“不能和恐怖分子交易”

“很多國家都強調與恐怖主義沒妥協余地，雖然政府不愿妥協，但人質家屬可能會傾向付贖金，有時人質所屬機構也會支付贖金。一旦支付贖金會向恐怖主義傳遞一種不好信號，即通過綁架可以賺取經濟收益，這會促使他們綁架更多人，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不能和恐怖分子交易。”梅建明表示。

是否使用贖金解救人質引發很多爭議，有分析認為，支付贖金正在引發連鎖反應，催生了更多的人質事件。

有日本媒體指出，伊斯蘭國去年3月至6月釋放4名法國人和3名西班牙人等。盡管各國未承認支付贖金，但似乎通過中介私下交涉。有美國報紙報道，去年獲釋的15名外國人平均贖金為200萬歐元。今年初被解救的兩名女性意大利醫護人員，也被疑支付了1200萬歐元巨額贖金。

對于這一矛盾，梅建明認為，對于被綁架者來說，當然是愿意以任何代價被解救，但如果因為挽救個體生命而使更多人生命遭受風險，從理性政策角度看，這是不允許的，不能因為挽救某個人而使更多人可能被劫持。

解救

“打擊交易不是單純人質問題”

雖然不能通過單純支付贖金解救人質，人質所屬國家會努力通過多種渠道解救，一般主要是談判和軍事行動。梅建明指出，外交手段解救人質會同綁架者講清楚基本立場，同時也不排除用軍事手段配合，施加經濟制裁也會有利解救人質。

不同以往，伊斯蘭國獨特的組織方式加大了人質解救難度。李偉指出，解救人質最快捷就是武力解決，但在伊斯蘭國控制區域很難實現，美日人質都解救失敗。談判難度同樣高，通常談判都是通過當地部族長老，在伊斯蘭國控制地區也很難做到，因為他們不聽命于任何部族長老，因此解救被他們綁架的人質難度大。

不僅如此，據美國媒體報道，“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潛入黎巴嫩和約旦等國綁架人質，隨后帶回敘利亞。他們賄賂傾向“伊斯蘭國”的邊防人員，以便潛入其他國家，進而綁架更多人質，這更增加解救難度。

“恐怖主義生存地區都是政府管控能力弱的地區，沒有法治和秩序，為恐怖主義生存提供土壤。”梅建明表示。

伊斯蘭國人質交易越來越猖獗，誰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控制多少人質，又有多少人能夠生還。人質數目不明確主要是因為人質所屬國政府、企業和家人為了安全，不愿意公開綁架事件，而是私下與綁架者談判。美國政府一直對美國公民海外遭綁事件保持沉默，從未公布在敘利亞遭綁架美國公民人數。

是否能對伊斯蘭國人質交易一網打盡，李偉表示，這不是單純人質問題，包含整個中東政治生態，有多個國家的利益關系，人質危機也只是“伊斯蘭國”所造成的眾多問題之一。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曉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