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改 領導干部是“關鍵少數”

美國前國務卿、著名的“中國通”基辛格在《論中國》中這樣說：“中國改革帶來的結果令人驚嘆……整個20世紀80年代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一直在9%以上——直到本書成熟之際這一幾乎沒有間斷的空前高速增長期還在繼續。如此宏大的努力，首先取決于負責推行改革的官員的素質。”

的確，在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共產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的核心領導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在中央下放職權、松動體制、向外開放的大思路下，地方的各級官員需要結合本地實際，創造性地運用中央政策，招商引資、拉來項目，同時要設計發展規劃、考慮社會民生。

政策需要設計者，同樣需要執行者。在中國龐大的科層式結構中，干部、官員尤其是基層的黨員干部，在政策的執行中作用尤其重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事情同樣如此。經濟下行壓力大、改革任務重，現在需要的，更是要付出“宏大努力”的改革官員。

為什么這么說？是因為在以往的政商灰色鏈條被切斷、官員考核機制變化、同時官員身上“緊箍咒”越來越多的同時，一些官員“不愿干”“不想干”“不敢干”，也“不會干”了。

確實，全面深化改革對于黨員干部的“再造”“錘煉”力度是非常大的。反腐和以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代表的作風建設，讓官員不能再“習以為常”地進行隨意操作、游走于灰色地帶；領導干部插手司法被追責、生態環保不力要問責、主體責任履行不力要問責，這些改革方案則讓官員對越來越多的事情有了“敬畏”，明白原來這些也是自己必須重視的范圍；中央巡視制度、黨員干部處分條例、派駐機構制度改革等，則把紀檢的籠子扎得更密、讓政策法規的空子變得更小。

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官員要“轉變”。這個轉變，首先是發展思路上的轉變：GDP不再是唯一的指標，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才是目標；“政績”不是壓倒一切的邏輯，能干成事、同時還能干干凈凈干事，才是衡量干部的標準。

這無疑是非常高的標準，但卻也是時代和社會的要求。“不敢干”“不愿干”的心態，其實只是“不會干”的借口，是不會主動適應新常態、轉變發展思路、同時按照法治和現代的治理方式去干事的表現。

比如，地方如何轉變依靠土地財政出讓、盲目上項目看規模的經濟發展思路？企業發展缺錢，如何以PPP的模式開展融資、甚至是直接在資本市場融資？普通民眾反感的辦證難、審批流程長，到底哪些該減、哪些該刪？究竟如何平衡經濟發展、就業與生態之間的關系？在“一帶一路”、自貿區等國家戰略下，到底該如何因地制宜地選擇區位和行業優勢，發展對外經濟？

這些都是非常實際的問題，也是官員在深化改革中經常會遇到的問題。如果官員不能適應，就一定會成為改革不需要的“庸官”，成為大浪淘沙的對象。因此，官員能不能轉變思路、跟上節奏，就會成為影響改革成敗的關鍵問題。同時，也要設計合理的激勵和保障機制，讓官員能放下后顧之憂，真正讓有能力者有體面的收入和暢通的晉升渠道，從而給改革以更多的正向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