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藥品匱乏醫保報銷受限 村衛生室面臨著消失危險

　　馬文芳向記者介紹他的調研問卷

如今，農民有病一般會先找鄉村醫生問診。然而，有些鄉村，特別是山區和半山區的鄉村，正面臨著缺醫少藥的困境。

以北京為例，“12個涉農區縣中鄉村醫生的缺口有2080人;20%左右的村(共847個村)沒有村衛生室，村衛生室面臨著消失的危險;500多種低價有效藥品常常缺貨;絕大多數村衛生室沒有納入新農合報銷范圍，也未聯網，無法即時結算。”北京市副市長張延昆不久前在北京市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介紹了該市的農村醫療狀況。

農村仍然是醫療服務體系最薄弱的環節，能否保住村醫療衛生機構，不僅是農民最大的擔心，也是各級人大代表最憂心的事。在年初召開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有4個代表團和31名代表提出4件相關議案，113名代表提出16件相關意見建議。代表們認為，破解農村醫療衛生難題，首先需要改善的是，守護億萬農村居民的100多萬鄉村醫生的生存狀況。

全國人大代表自費調查鄉村醫生生存狀況

馬文芳，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開封市大崗李鄉蘇劉莊村衛生所醫生。2010年，他用近一個月時間走訪了山東、河南、湖南3省的18個縣、100個村莊、100個診所，自費對100名鄉村醫生的生存狀況進行了調研。

促使馬文芳調研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當年馬文芳已年近六旬，他發現很多鄉村醫生和自己一樣，都是干了幾十年的“赤腳醫生”，而“赤腳醫生”普遍后繼乏人;二是微薄的工資和沒有著落的養老保險，讓鄉村醫生們憂慮自己該如何養老。

根據馬文芳的調研，鄉村醫生的收入普遍在村里排中等以下，不僅遠不及外出打工人員的收入水平，而且比種地的農民掙得還要少。在被調研的100位鄉村醫生中，收入最多的每月1000多元，收入最少的每月僅有50多元，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僅有342.7元;年齡最大的78歲，最小的53歲，平均年齡63.14歲;行醫時間最長的有60年，最短的也有31年，平均行醫43.6年;身體健康的84人，有各種疾病的16人。100個衛生所全部擔負著公共衛生服務和村里的健康管理工作。

“沒有發展前途，沒有生活保障，誰來接這個班?掙不著錢，咋養活一家人啊?”64歲的馬文芳明年就要退休了，他最發愁的是誰來接班。他反問記者:“你大學畢業時，愿意當鄉村醫生嗎?”他掰著指頭算，現在他一個月有1000多元工資，可明年退休后每月只有300元的補助。生活沒有保障，養老也不能被納入國家管理序列。

馬文芳說:“不能怪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不愿意來村衛生所，沒有政策的吸引，即便來了，也很難留下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老村醫退了，年輕村醫補充不進來，鄉村醫生隊伍后繼乏人，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的網底正面臨著‘人走網破’的威脅。一旦村醫斷檔，多發病、常見病、傳染病一下子就都起來了。”

今年全國兩會上，馬文芳向大會提交了5份與鄉村醫生有關的建議，呼吁盡快解決鄉村醫生的養老、身份、編制、待遇等問題。但是從答復情況看，馬文芳表示“不太滿意”。

農村衛生所“缺醫少藥”難以為繼

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瑞昌市公安局陳肇派出所教導員周俊軍向大會提交了“關于對基本藥物明碼標價、數字化管理的建議”，這份建議取材于他在閉會期間對農村醫療狀況的深入調研。

起初村里的老年人隔三差五地找到周俊軍，向他反映家門口的村衛生所缺醫少藥、看不了病的情況。反映問題的人多了，周俊軍決定對此進行調研。

他先后召集幾十位村醫進行座談。有些村醫反映，一些藥品生產廠商為了競標，不切實際壓低價格，有時銷售價格甚至低于成本。而取得生產、銷售權后，部分廠家就變相降低含量或標準，醫生在使用基本藥物時，不得不給病人增加劑量。也有些廠家競標后，因為所定價格太低，索性停止生產。還有村醫反映，如果嚴格按照基本藥物的要求，農村衛生所根本就治不了病。因為在編制《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時，很多農村衛生所的常用藥物沒有被列入目錄。

隨著調研的深入，周俊軍發現，農村“看病難”現象在全國普遍存在，而且隨著基本藥物制度的推行，農村衛生所可以使用的藥品種類不斷減少。國家建立和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目的是減少群眾基本用藥負擔，讓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是一項重大醫療改革制度。為什么農村的醫療狀況卻越來越糟糕呢?

通過調研，周俊軍找到了答案。因為在村衛生所拿不到藥，越來越多的村民放棄了在“家門口”治療的便利，只好多跑幾里路到鄉衛生院去看病，病稍微重點兒就要轉到縣級醫院，不但沒有減輕就醫負擔，反而增加了看病的費用。這樣就形成了村衛生所缺醫少藥看不了病、鄉衛生院沒有技術看不了病、縣級以上醫院人滿為患看不上病的狀況。

在向全國人代會提交的建議中，周俊軍寫道:“要順利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真正讓群眾得實惠，每年修訂基本藥物目錄時，必須有基層醫生代表參加。因為只有長期在基層從醫的醫生，才最清楚基層特別是廣大農村需要什么藥品。”

要留住人，還需要國家在基層醫療隊伍建設上下大功夫

從一名農村“赤腳醫生”，到我國神經外科的著名專家、醫科大學的校長，特殊的經歷讓全國政協委員孫濤對農村醫療服務體系的建設尤為關心。孫濤最大的心愿是，自己培養的學生能夠“下得去”，切切實實為農村居民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

在執行訂單定向免費培養醫科生的政策中，身為寧夏醫科大學校長的孫濤很自豪能夠承擔這項惠民育人計劃。

孫濤說，國家重視基層醫療機構的職能，并且意識到人才短缺這個根本問題，為此投入了十幾億元。按照2010年的規劃，到今年應該有15750名全科醫療衛生人員(下稱“免培生”)補充到全國基層醫療隊伍中。然而，今年國家對這項政策作出全國性調整，在原來5年培訓的基礎上增加了3年的規范化培訓。也就是說，所有2015年畢業的免培生還要到大醫院再接受3年規范化培訓后，才能補充到基層醫療隊伍中。

按照最初的規劃，免培生需要到基層服務6年，而調整后增加的3年規范化培訓是包含在6年服務期內的。也就是說，免培生通過8年培訓后，只要在基層服務滿3年就可以選擇離開。

“現在的問題是，3年之后會有多少人選擇繼續留在基層。”孫濤仍然擔心國家花了這么多錢培育出的醫學人才3年后都會走掉，因為對于學生到基層后具體的待遇、編制、晉升問題沒有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潛在的問題依然存在。國家仍然需要在基層醫生隊伍建設上下大功夫，讓培養的人能夠留得住。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其中第7條特別強調:要保障鄉村醫生的合理性收入。從國家層面，公共衛生補貼，藥物零差價補貼以及診療費零差價補貼，都在推行中。實施意見還提到，對年滿60周歲的鄉村醫生可以退出現有的鄉村醫生崗位，各地政府結合當地實際適當增加退休鄉村醫生的生活待遇。

根據這一要求，各地正在抓緊制定實施細則，山東省已經作出決定，根據鄉村醫生的從業年限進行補助;黑龍江省則是按原定補貼的形式進行補貼，即超過65歲一個月補助300元，資金由省級財政和縣級財政補助。據了解，其他省份的相關實施細則也在陸續出臺中。

孫濤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至少讓村醫們對未來多了一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