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揭秘“醫托”騙局：與醫療機構勾結三七分成

“醫托”的“托兒”

行內人士揭秘,“醫托”與不良醫療機構三七分成,患者消費1萬元,“醫托”拿走7000元。在北京,這是行價。

不過,這個價格仍有上升空間。“醫托”生意最好的時候,是暑假期間,這時,有的不良醫療機構甚至給“醫托”75%的分成。

在江蘇,“醫托”還算“手下留情”。

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法院上周審理的陳某“醫托”團伙,他們拿的分成是患者在醫院消費總金額的60%。7個月時間,陳某等人已獲利35萬余元。

如此暴利,自然是“醫托”一撥接一撥的原因。但是,那些有合法資質的醫療機構,為何甘愿為“醫托”做嫁衣裳?

狼狽為奸,必有利可圖。

陳某的“醫托”團伙和無錫一家民營醫院合作后,一天能拉到五六名患者,最多甚至拉回20多名患者,醫院婦產科、五官科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醫生們也賺得盆滿缽滿。最早加盟該民營醫院的醫生程某,院方開出了4萬元月工資和10%營業額提成的條件,另一名稍晚加入的醫生張某,每月也有1.8萬元的基本工資和8%的提成。

在北京市南三環開小醫院10多年的劉金生(化名),就是靠“醫托”活下來的。

劉金生說,很多“醫托”常年固守一個地方,周圍的關系必須打點好,如果有“入侵者”貿然進入“勢力范圍”,根本不用“醫托”動手,會有人出面驅逐。

劉金生開的是小醫院,來此就診的患者不多,因為來北京的大都是疑難雜癥患者,他們不會去小醫院。“小醫院如果不使手段,壓根兒就不可能有很多病人來就診。有了‘醫托’,一個三四百平方米的小醫院,每天流水能達到三十多萬元,除去給‘醫托’的分成,一年下來也能落下幾百萬元。”劉金生說。

對于每一位到北京看病的患者和家屬來說,他們最終都落入“醫托”的圈套,除了騙子們忽悠能力太強,騙術太高之外,個別不良醫療機構“功不可沒”。

對“醫托”攬來的病人,不良醫療結構的醫生毫無醫德可言,把小病“看成”大病,甚至通過虛假檢查、虛假手術騙取高額醫療費。手術需要麻醉,竟然用的是安眠藥。

據無錫市某民營醫院的程某交代,其工作一年多,就賺了約100萬元。

在這個“黑色利益鏈條”上,不良醫療機構成了“醫托”背后更大的“托兒”。

不斷“發展”的產業

不過,依賴于他人,似乎已不能滿足“醫托”們的胃口,有的“醫托”干脆當起了正規醫院“一把手”。

北京警方曾查獲的一起“醫托”詐騙案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

涉案的圣豐醫院和金太和醫院其實是個“空架子”,主要部門負責人是一家人。這兩家醫院雖然也有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但醫生和護士大都不具備行醫資格,多是雇來的實習生。而這兩家醫院的中醫科都是由“醫托”頭目承包。按照雙方的承包協議,“醫托”頭目每月向醫院交付6000元的房屋租金,除此之外還要將醫生所開藥費的10%作為提成交給醫院。

這樣的情況,經過“進化”,現在的狀況是這樣的:

一周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溫榆河法庭審理了一起“醫托”詐騙案。在這起案件中,7名被告人以每月1.5萬元的價格承包某門診部4個科室。“醫托”“租用”醫生,潛伏在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兒童醫院等知名醫院門口,冒充醫生助理和導醫,將外地來京看病的患者騙去就診,開具不明配方高價藥品。

這樣的角色倒置,讓“醫托”更加肆無忌憚。

為了提高詐騙成功率,“醫托”不僅租醫院、租醫生,還弄出了一套“操作規范”。

比如,在江蘇省無錫市法院審理的“醫托”詐騙案中,陳某“醫托”團伙形成了“無錫本地人不找,大學生不找,殘疾人不找”的“三不找”潛規則,只針對病情較輕、文化程度不高的外地普通病人“下手”。

北京的“醫托”團伙也有潛規則,他們只對四類人“下手”——外地來京患者,尤其是農村自費患者和城鎮低收入家庭自費患者；患有慢性疾病和疑難雜癥但久治無效的老人和中年婦女；患有性病、皮膚病等,有難言之隱的中年人；在普通醫院醫治效果不明顯的患有癌癥等重大疾病的人。

據從湖南衡陽來京的“醫托”小王透露,“醫托”選擇詐騙對象有“一聽兩看三說”的要訣:“聽口音；看衣著,看手上拿的東西；說說自己或身邊人的病情和他們治愈的經歷,說說北京看病難、看病貴的現狀,說說北京各大醫院大夫的特色和所要推薦的醫生的本事。”

以上種種,似乎成為“醫托”久打不絕的秘籍。

“醫托”的土壤是什么

老話說,邪不壓正。有人認為,即便“醫托”的道行再深,只要監管部門出重拳,肯定能剎住這股邪風。“醫托”如此猖獗,執法不力也是原因。

事情真的如此嗎?執法部門可能要喊冤。

2014年,上海市破獲了一起超大規模的“醫托”詐騙案,抓獲涉案人員160人。“醫托”專門在上海知名的三甲醫院、專科醫院掛號處,以虛構、夸大事實等形式誘騙外省份來滬就醫患者到“醫托”團伙掌控經營的4家民營中醫機構治療。

據辦案民警介紹,僅2014年1月至4月間,涉及涉案4家門診部的110報警記錄有26條,其中25起以民事糾紛調解結案,僅立案1起。

“一方面是大多數受害人被騙后沒有報警；另一方面,根據當時證據,民警只能進行民事糾紛調解,涉案診所以退回診療費結案。”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三支隊支隊長錢海軍說,“這在客觀上也助長了‘醫托’膽大妄為。”

而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助長之勢越來越盛。

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面對受騙患者的指認,被揭穿的“醫托”不僅拒不承認,還拿起手中的包砸向保安,將保安的頭打破。直至民警趕來,事件才得以平息。

“這樣的鬧劇隔一段時間就會上演。”新疆醫科大學派出所駐一附院警務室民警坦言,如果沒有確鑿證據,民警沒有權力對“醫托”采取措施,只有在“醫托”與院方發生矛盾沖突,危害到醫護人員和患者安全時,民警才能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滋事者進行處理。

調查取證定性難,使得“醫托”詐騙犯罪屢禁不止。

“‘醫托’拉客就醫行為具有很大的隱蔽性。”曾接觸過“醫托”詐騙案件的北京律師徐瑩說,“‘醫托’在拉客過程中很少直接采用暴力威脅等手段,他們往往利用患者急于把病治好等心理,故意編造親身就醫經歷等方式,使受害人‘自愿’到相關的診所就醫,并支付高額的診療費。由于每個受害人的具體情況不同,造成民警在法律適用上比較難以把握。”

除了調查取證等方面的難題,“醫托”大行其道也有一定的社會原因。

從實踐來看,任何“托”得以產生的根源都是資源短缺,如春運期間的“黃牛”是因為車票緊張,“醫托”猖獗的社會原因則是醫療資源特別是優質醫療資源不足。

根治“醫托”,治本之策是擴大優質醫療資源的供給,且實現均衡配置,實現“家門口好看病、看好病”。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黨委書記金昌曉認為,“醫托”主要騙外地來京的患者,從醫院的角度直接打擊難度較大。“醫托”的存在和整個醫療服務體系不夠完善、優質資源有限有關,醫院應該進一步暢通就醫渠道,完善預約系統,方便外地患者找到該找的大夫,讓“醫托”不會乘虛而入。

業內人士建議,相關部門應當加強監督,暢通舉報機制。很多“醫托”都依托于民營醫療機構的“黑門診”,因此應進一步加強對民營醫療機構的監督,規范行業發展。(本報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