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潮汕優勢

作者：劉仰

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是一個封閉排外的國家。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點，至少是一個以偏概全的說法，或者是一葉障目地固守自己的偏見。中國歷史上，陸地方面有西域的絲綢之路、川緬的南方絲綢之路，北方有經恰克圖往俄羅斯的貿易線路。海洋方面既有與太平洋西部島嶼國家的貿易，也還有經馬六甲至印度、阿拉伯世界、東非的航路。東南沿海的海洋貿易被現代人稱為海上絲綢之路。今天，中國將兩者合稱為“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位于廣東省東部的潮汕地區至少在千年以前就已經成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節點。潮汕地區如何配合國家戰略、下好“一帶一路”這盤棋，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觀察點和新的出發點。

　　一、文化自信與制高點

潮汕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人物，即唐朝的韓愈（768-824）。韓愈去世后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在當時就頗有名望。需要注意的是，韓愈被貶官到廣東任潮州刺史，前后只有不到八個月的時間。韓愈離開潮州后，當地民眾將筆架山改名為“韓山”，將筆架山前的鱷溪改名為韓江，以此紀念韓愈。但是，這種紀念在當時和當地并不完全是針對韓愈的歷史地位，而更多是針對韓愈在潮州期間對于潮州本地的貢獻，例如治水興農、驅鱷廢奴、延師興學等。

潮州的“韓文公祠”是在韓愈去世近二百年后的北宋初期建立的。這一行動可以視為“唐宋古文運動”的一部分。唐宋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史稱“唐宋八大家”，領軍人物是唐朝的韓愈和柳宗元，另外六個都是宋朝文人，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時間跨度三百多年。對于韓愈領銜的“古文運動”，我們很難從字面上理解它的歷史意義，只有將其放在較長時間段里才能認識“古文運動”的價值。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是因為他反對唐憲宗的崇佛活動。當時唐憲宗派人迎取佛骨，全國上下掀起一片信佛狂潮。韓愈“頂著狂風作案”，他上書認為：供奉佛骨極為荒唐，毫無意義；要求將佛骨徹底銷毀，永遠根除。韓愈的這一上書與他一貫批評、反對佛教的觀念是一致的。求仙信佛的唐憲宗一怒之下差點殺了韓愈，經人勸阻才將韓愈貶到嶺南這個當時還屬蠻荒的偏遠之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運動”所對應的中國社會背景就是以佛教為代表的一系列宗教活動的興盛。

佛教在漢朝時就傳入中國，中國本土的道教也在漢朝開始壯大。南北朝時期，鳩摩羅什譯經，達摩一葦渡江等只是佛教在中國一系列傳播的典型故事，佛教在中國的精英階層和底層民眾那里都得到廣泛傳播。唐朝被稱為開放的帝國，唐初有著名的玄奘西去，武則天號稱彌勒佛降世，佛教在唐朝可謂氣勢如虹。唐朝皇帝姓李，又使得道教被推崇。此外景教（基督教分支）、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伊斯蘭教都在這一時期或更早時期傳入中國，使得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本土文化遭遇外來文化的嚴峻挑戰。韓愈以及唐宋八大家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

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運動”字面上似乎是要求恢復中國古文的質樸自由，反對駢文的華而不實，事實上承擔了兩個重大使命：一是中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二是政教分離的原則與政教合一原則的較量。這一過程如果從南北朝算起，直到宋朝程朱理學的出現，時間長達六七百年，韓愈是一個重要的承前啟后的人物。他以尊師重道、建立孔孟學說師道傳承為旗幟，牢固樹立了中國本土文化的核心地位，從而使得在政教分離原則下以中華文化為核心、融合其他文化，或者使各種不同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協調之下實現和平共處，從未出現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多次出現的宗教戰爭。由此建立了中華文明面對眾多外來文化而呈現的文化自信，中國的世俗文化獲得了文化上的制高點，使得大唐氣象恢弘而豪邁，為絲綢之路等中外交往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和基本準則。韓愈本人也因此在宋朝時與儒家其他歷史人物一起被列入孔廟，成為儒學祭祀的對象。

?? 二、坐商與行商

韓愈等人在中國歷史上為建立中國文化的自信以及世俗文化的制高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韓愈在潮州落腳，只是一個巧合。但這個巧合出現在潮州，又顯得很有意義，尤其是在今天，在提倡和推動“一帶一路”的大前提下，這一巧合的意義往往不易被察覺。

當韓愈等人以“古文運動”的名義重新構建中華文化自信，擺正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形成中國本土世俗文化的制高點，它便給絲綢之路等一系列文化、經貿交往帶來了一個長久的現象。商業上有“坐商”和“行商”的概念。所謂“坐商”就是等著別人上門來做生意的；所謂“行商”就是主動跑到別人那里去做生意的。由于中國的文化自信牢不可破，其他文化對此也接受認可，再加上政教分離導致中國世俗文化的高峰，自唐宋以來，中國在對外文化、經貿交往上，形象一點說，長期都是“坐商”，也就是說，中國吸引了各國人士來到中國，中國主動走向外面的不是沒有，但相對較少。從商業上說，中國的這一“坐商”的身份一直延續到清朝的廣東十三行。

潮汕地區地理位置特殊，歷史上很少發生或經歷戰火，長期成為躲避北方戰亂的避風港。北方戰亂頻仍之時，很多北方世家大族遷入潮汕地區，一方面保持了漢族文化的正統性，另一方面也加劇了潮汕地區人多地少、資源緊張的局面。因此。當天朝上國以全球最大“坐商”身份笑迎萬國來朝時，潮汕地區的人們很早就因為沒有當“坐商”的條件，成為中國最早的“行商”，背井離鄉闖蕩海外。千年時光變遷，這一“坐商”和“行商”身份的不同，對于今天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簡單區分一下，中國古代的“坐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政府行為，“行商”角色基本上都是民間個人行為。與之相反，對于其他國家來說，“行商”大都是政府行為，例如朝貢貿易。甚至明清時期葡萄牙、荷蘭、英國的經貿行為都是政府主導的“行商”，包括地位顯赫、名聲不佳的東印度公司。由此我們看到，在中國古代，由于具有強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高度，中國古代政府一般都采取“坐商”的態度面對陸地和海上的絲綢之路。像潮汕這類特殊地區產生的中國“行商”在很長時間里不被政府重視。實在是由于別的國家紛紛以政府做“行商”，中國政府以“坐商”姿態就能坐擁天下，潮汕等地的“行商”對于政府的貿易需求裨益不大，因而處于可有可無、自由發展的狀態。甚至在某些時候被政府壓制。

今天，不管怎么說，中國的文化自信已大不如前，雖然當今中國政府正大力重建這一文化自信，但真正要建立起來還需要時日。當今世界的文化制高點，至少在今天看來，也不在中國。因此，今天在古代絲綢之路的基礎上重新提倡和建立“一帶一路”時，我們面對一個嚴峻的事實：當今中國不能像古代中國那樣舒舒服服地當“坐商”，等著別人上門來做生意；當今中國不得不以政府主導的方式“走出去”。換句話說，古代中國政府忽視和不屑的“行商”，正成為當今中國政府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與古代相比，中國政府的角色與西方國家的政府角色正好顛倒了。雖然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被顛倒的角色正顯示出再次被顛倒的跡象，然而，它也不是很快就能實現的。無論如何，自鴉片戰爭、洋務運動以來，一直到五四運動、改革開放，中國官方的現代“行商”姿態是毋庸置疑的。于是我們發現，潮汕地區自古以來一以貫之的“行商”模式，雖然在古代不被中國官方鼓勵或被忽視，但在21世紀，以潮汕為代表的“行商”傳統幾乎與當今中國政府的主導模式完全吻合。由此，也使我們對于潮汕地區在“一帶一路”的宏偉計劃所能扮演的角色充滿期待。

　　三、從潮汕陶瓷看生存與開拓能力

自從有了海上絲綢之路，陶瓷就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潮汕地區從古至今都有非常出色的陶瓷產品，但很少為人所知。歷朝歷代，中國人所熟知的陶瓷大都是幾個著名的官窯。潮汕地處嶺南，過去長期與內地交通不便，即便有陶瓷生產也很少運往內地。相反，潮汕地區的陶瓷只要裝上船，很容易就運往海外。因此，潮汕歷史上幾乎是外銷瓷最早的誕生地。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潮汕陶瓷在海外很有市場，但內地很多中國人反而不知道潮汕陶瓷。

由于潮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今天在潮汕的博物館里看到的歷代陶瓷文物大致有兩種傾向。一是非常普通的、低檔的大眾消費品，二是為歐洲洋人定制的個性產品。這兩類產品都是外銷瓷，顯示出潮汕人針對海外市場多樣性的靈活策略。這幾乎是潮汕人所有海外商業活動歷來的傳統——不借助政府力量，完全依靠自己走海外市場。因此才造成潮汕陶瓷以及其他一些產品名聲在外，國內卻少有人知的結果。這個在歷史上不被官方重視的結果，今天恰恰是“一帶一路”最需要的，即：在中國人無法擺著“坐商”的姿態等人上門的時候，如何以“行商”的姿態，根據別人的市場需求而生產產品、引導消費，應該說，歷史上的潮汕人對此很有經驗。

在汕頭參觀了長城陶瓷，這家上市企業的陶瓷產品技術質量和藝術質量都很好，不亞于任何一家外國陶瓷企業的產品。長城陶瓷在國內知名度不高，主要是因為它長期做外銷瓷，在歐洲市場占有一定的市場份額。我詢問得知，與歐洲陶瓷著名品牌相比，長城陶瓷在歐洲的市場價格不到歐洲品牌陶瓷的一半，而在我看來，長城陶瓷的質量絲毫不亞于歐洲任何一種陶瓷品牌。長城陶瓷沒有給中國這個陶瓷的故鄉丟臉，但它在歐洲市場的處境說明了幾個問題。

首先，潮汕地區的產品由于沒有其他政策支持，基本上體現了一個共同特征，即不惜工本地繁復精細，潮汕陶瓷也不例外。因為在沒有其他支撐的情況下，精益求精是潮汕產品唯一的生存之道。其次，由于近代以來中華文化優勢地位的喪失，隨著西方文化占據全球制高點，連陶瓷這種中國最具優勢的產品也難登高端商品的殿堂，由此可見文化的作用有多大。當我們看到中國一批知識分子在謳歌別人的文化、詆毀中國自己的文化時，我們不得不為無數的中國工人、工匠、設計師、手藝人感到悲哀，那些崇洋媚外的知識分子在全世界最優秀的中國工人的背后，插了一刀又一刀。“一帶一路”要在海外通暢，文化是最終、最堅實的支撐！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能為此提供有力支撐嗎？第三，在失去文化優勢的前提下，潮汕陶瓷以及其他產品依然在想方設法地適應海外市場的需求，依然保持了較大的市場份額，顯示了潮汕人強大的市場適應能力，同時，也顯示出他們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加以結合、融合的開放精神。潮汕人身上實際上體現了中國傳統一個非常優秀的特征，在堅持自我的同時，愿意吸收和借鑒一切有益東西。這一點恰恰也是當今實施“一帶一路”計劃以及中國更上一層樓所必須的。

四、世界上有三個潮汕

潮汕地區由于地少人多，當地人很早就開始到海外謀生，但大規模地移民海外是在清朝末期。汕頭有一個“僑批博物館”，所謂“僑批”就是海外華僑給家鄉的親人寫信寄錢，兩者合二為一。這些錢大都是小額現金，各種幣種，一些中間人也叫“水客”承擔了類似郵政匯款、寄信和匯兌的功能，使得在海外謀生的僑民在感情和經濟上能與家鄉的親人保持密切聯系。同時，即便沒有政府機構參與，從事僑批、僑匯的“批局”也保持了良好的信譽。

僑批的故事說起來很感人，但事實上它是一種悲哀。僑批之所以大量發生是因為有很多潮汕人不得不到海外謀生，家里人不得不依靠他們的僑匯生存。而大量潮汕人到海外謀生，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本來暢銷海外的各類產品幾乎都失去了優勢，西方國家及其殖民地的大量仿制品、替代品幾乎搶占了以往中國商品的所有市場份額，中國又成為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地。以潮汕地區來說，過去還可以在本地生產銷往海外，現在本地生產的東西在海外出現了大量強有力的競爭者。最終，當中國的商品無處可賣時，中國人只能出賣勞動力了。當年廣東、福建地區大量移民海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它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被西方打敗的結果，是中國衰退的體現。但是，通過僑批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我們也應該看到，即便在中國國力衰退的背景下，中國人依然保持著較高的文明素質。這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一百多年后能夠重新昂首闊步的重要原因。

據潮汕地區有關部門統計，長期以來，潮汕人通過闖蕩世界已經形成了所謂“三個潮汕”的現狀。第一個潮汕是位于粵東的潮汕，大約有1500萬人口；第二個潮汕是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潮汕人，大約也有1500萬；第三個潮汕是僑居世界各地的潮汕人，人口也有1500萬左右。很多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將上述“三個潮汕”有機地結合起來，對于“一帶一路”的戰略會有很大幫助。我認為，“三個潮汕”的有機結合應該跳出過去的固定模式，拓展更大的空間。

潮汕地區中華傳統文化的氛圍比較濃厚，以至于很多人即便僑居海外，依然不忘中國之本，不忘回報家鄉故里。過去，這種幫助和回報很多都是物質上的，例如捐款捐物、辦廠辦學等。如今，中國的物質富裕程度已有很大提高，尤其是沿海地區，某些富裕個體甚至已經超過海外華僑；中國制造在全球聲名遠揚，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沿海地區的眾多工廠。因此，海外華僑幫助內地的傳統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產生明顯的效益。我認為，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潮汕地區可以利用“三個潮汕”構建一個跨國界的信息網絡，形成助力“一帶一路”的民間信息中心。

這個信息中心首先是商業信息的匯集和交流，國內外的開發、生產、需求信息在這個平臺上交流，為生產和銷售提供準確而有效的咨詢；其次是利用在全國、全世界各地的人脈，為各種商業項目的推廣落實提供咨詢、幫助和輔導。第三，可以通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為國家決策提供參考和依據。潮汕人號稱中國的“猶太人”，意思是說他們很會做生意。但我認為，潮汕人與猶太人有一個巨大的不同，猶太人長期以來沒有祖國，缺乏中國人落葉歸根、回報家鄉的文化傳統。即便現在有了以色列，世界上很多不在以色列居住的猶太人依然保持著我行我素的個人主義傳統，沒有故鄉感是猶太人與潮汕人的根本不同。借助華僑建立的民間信息平臺不必局限于潮汕人身份，只要是華僑或華僑的后代，都可以成為這個信息網絡的末端。

2014年，國務院批復同意在汕頭設立“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我認為除了在技術、產業方面開展合作實驗外，更應該在信息方面形成功能性的中心，利用包括潮汕在內的所有海外華僑人脈，首先讓經濟信息加快流動，為“一帶一路”提供有效的幫助。其次從長遠入手，為國內外文化交流提供一個民間平臺。一方面可以使得海外華僑的后代們依然與祖國保持緊密聯系，另一方面可以使海外因不了解中國而導致的誤解和偏見得到修正。未來世界，“一帶一路”上信息流的重要性將超過物資流。或者說，物資流將成為信息流的附屬。

五、以我為主的中西結合

閩粵地區很多人都是歷史上為躲避北方戰亂而遷到此處的，因此，他們往往具有相當明顯的文化保守性。這種保守性似乎也印證了有些人對于中國文化保守性的總體判斷。然而，閩粵地區成為中國海外移民最重要的來源地，又使得“中國文化一貫保守”的判斷產生了動搖。事實上，包括潮汕地區在內的中國所有的華僑，一方面具有中國文化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同樣顯示了中國文化的開放性。這種保守與開放的結合，今天在潮汕地區依然隨處可見。

例如，潮汕地區的美食，既有獨一無二的本地傳統，也有來源清晰的國外因素。這一點，恰似本文前面已經提到的潮汕陶瓷。再如，潮汕的中藥市場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地位，但它的客戶很多都在中國以外。潮汕等華僑關系較多的地方，過去人們容易做出遠離家鄉的選擇，而當今潮汕地區的年輕人卻出現了離開城市回到家鄉農村的勢頭，促使這一勢頭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農村電商的發展。短短二年時間，潮汕地區揭陽市的軍埔村已經成為全國電商第一村。因此，我認為，以潮汕地區為代表的沿海文化，通過保守性與開放性的有機結合，有可能創造出一系列新的商品或商機。

中國是全世界最早開始淡水養殖的國家，迄今為止，中國的淡水養殖在全世界無可匹敵。中國的海水養殖很久以前就有，但大規模的海水養殖是近年的事情。潮汕地區由于臨近大海，土地較少，海水養殖便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來源。目前，我國海水養殖的產量已經超過海洋捕撈量，中國的海水養殖除了在個別領域不如日本等國外，總體上超過任何國家，中國海水養殖的產量占全球海水養殖產量的三分之二。這個案例中歐潮汕人活躍的身影，其保守與開放、保守與創新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

潮汕地區有很多非常優秀的手工藝，其中有一項手工藝很特別，就是抽紗。抽紗原先是國外的技術，因外國客戶要求在中國加工，潮汕地區婦女的巧手就將這一技術提高到令人驚嘆的地步。曾經為中國賺取了不少外匯。如今外國市場萎縮，國內市場也不大，眼看著這門手藝有失傳的危險，如何將其發揚光大，是當今潮汕人面對的難題。我認為，關鍵在于要給抽紗技術找到新的市場。比方說，現在年輕人的牛仔褲上經常有故意制造的破洞，實際上就類似抽紗。如果抽紗技術能將它的使用范圍從桌布、沙發布、窗簾等傳統領域擴展到服裝等領域，還是大有可為的。

潮汕地區很多精湛的傳統手工藝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即，如何使傳統手工藝在現代條件下獲得新的生命力？當我們強調開放性時，往往是說要與時俱進。而當我們強調保守性時，往往是強調文化的自信。只有對自身文化自信，才有可能重新塑造文化的制高點，才有可能在各種文化面前不迷失方向，才能夠從容不迫地以我為主，將別人的長處為我所用。甚至可能未必是別人的長處，但按照我的標準，與我結合后，反而能大放異彩。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文化自信的保守性與文化變遷的開放性都很重要，如何將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是時代對今天人們的考驗。我相信，潮汕人基于各種歷史的機緣和特殊歷史經驗，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給出最出色的答案。（劉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