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各種環保運動如火如荼、聲勢浩大,“禁用塑料袋”看似其中一個十分渺小、簡單的議題,卻遲遲無法全面推行。相比之下,不少發展中國家早早就下了全面禁塑令。讓美國人不用塑料袋,怎么就那么難?
【禁塑令遭禁】
勞倫·庫比本來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一個可持續經濟研究所工作,去年她決定競選所在坦佩市的市議員。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咨文里呼吁地方行政機關努力推進各種“改革”實驗,庫比很受鼓勵。所以當她今年1月宣誓就職市議員時,她下定決心要干成一件“大事”。她很快找到目標:塑料袋。
塑料袋是個老掉牙的環保議題。在大城市紐約,一般人每年要用掉大約620個一次性塑料袋,平均一天兩個,聽起來似乎不多,但加起來,紐約市一年就要消耗掉52億一次性塑料袋,平均每分鐘1萬個。坦佩的人口只有16.8萬,每年也要消耗至少5000萬個塑料袋。
庫比又調研了其他國家城市的情況:2000年,印度的孟買市政府發現塑料袋是堵塞雨水溝、加劇雨季洪水災害的主要元兇之一,于是果斷下了全面禁塑令;孟加拉、中國臺灣、肯尼亞、盧旺達和墨西哥城也同樣實施了禁塑令。大多數情況下,民眾對限塑令罕見抵觸,而是相當歡迎或很快適應。
然而在坦佩,庫比推行禁塑令的雄心卻遭遇一個巨大阻礙。今年4月,亞利桑那州議會通過了SB1241號法案,這個醫療保健領域的法案包含一個修訂條款,宣布州內各地方區域均不得“針對輔助性儲物設備加以征稅、收費、評估、繳納或返還押金等措施”。塑料袋也屬于“輔助性儲物設備”。禁塑令無望出臺,因為法律已經先發制人地禁止“禁塑令”。
亞利桑那州不是唯一“禁止禁塑令”的州。佛羅里達州2008年就出臺了類似法律。密蘇里州和德克薩斯州也正在研究相關法案。
反對禁塑令陣營認為,塑料袋的環境危害被夸大了。另外,既然全國未統一出臺禁塑令,地方上就不要標新立異、混淆消費者的認知。更深層的一個反對理由,也是庫比需要抗爭的最大“敵人”,是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堅定捍衛“個人自由”、抵制政府“包辦”的決心。
達拉斯市出臺實施禁塑令后,美國知名保守派政治評論節目主持人格倫·貝克在電臺節目中的發言就頗能代表這種立場:“你必須得為塑料袋之類的小事挺身而出……只要我想用塑料袋,我就能用塑料袋……法西斯分子才禁這禁那,我們這是在干嗎?”
庫比也不是一個人在戰斗。紐約市長白思豪當初在競選綱領中信誓旦旦要推行禁塑令,到現在,他仍在琢磨應該怎么樣、或者到底要不要去打這場硬仗。
【塑料袋墮落史】
1962年,瑞典發明家斯滕·圖林申請了塑料袋專利。一開始普通民眾對這種新事物還不太感冒,但到了20世紀89年代初,全美的連鎖超市就普遍使用塑料袋代替紙袋,因為更便宜。
這種價格優勢仍在:每個塑料袋1到2美分,紙袋則要6到8美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是,當時塑料袋的面世,許多環保主義者拍掌叫好,因為塑料袋不像紙袋那樣需要犧牲樹木。《生活》雜志1955年刊登文章《隨手扔生活》,歌頌一次性塑料制品普及把美國百姓從繁瑣家務中解放出來。
不過,好日子沒過多久。塑料袋很快成為街頭流浪女人的常見裝備,它給城市衛生帶來的困擾也顯而易見。它太輕,一起風,就容易從垃圾箱中飄出,掛到樹枝上、柵欄上、公園里……給清潔人員帶來很大麻煩。環保主義者發現塑料袋常常漂到海灘和近海水域,危及海洋生物的生存。對更多的普通人來說,快餐文化已經開始讓人厭倦,包括所有一次性用品。
從數字來看,也確實觸目驚心:全世界每年消耗超過1萬億個塑料袋。聯合國一位副秘書長據此認為,“任何地方都應該全面禁止使用或分階段迅速廢止”塑料袋,因為“無論什么地方,都沒有合理理由繼續生產塑料袋。”
事實上,塑料袋成為眾矢之的,只是“柿子挑軟的捏”,它并不比其他塑料制品更威脅環境。汽車也是一大污染源,但很少有人呼吁全面禁止使用汽車,因為人們難以適應沒有汽車的生活。而塑料袋,雖然人人都用,卻沒人對它有依賴感,而且其功能完全可以用紙袋、布袋等來代替。它為生活帶來便利,卻并非必需品,所以可以大聲喊禁。在眾多環保議題之中,塑料袋看似最簡單、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即使如此,美國人對此依然“搞不定”。
【抵制限塑為哪般】
唐·威廉斯自創網站“停止禁塑令”(stopthebagban.com)。他的家鄉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市3年前通過了塑料袋禁令。“我當時想,這太過分了,”他說。于是他給別人發郵件,尋求對抵制禁塑令運動的支持,他說如今已有將近200人加入他的陣營。
他之所以反對禁塑令,一部分因為他喜歡各種為生活帶來便利的東西,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認為禁塑令體現了一種“蔑視普通百姓的典型精英主義態度”。在他看來,“普通百姓”希望使用免費的塑料袋。
“他們花在推動這類禁令出臺上的錢,拿出一小部分,就能雇10到20個工人,每天負責上街撿五個塑料袋。”威廉斯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塑料袋污染環境問題。為宣揚他的觀點,他還特地訂購一批特制的塑料袋,一面印上“一個安全、清潔、方便的違禁塑料袋”字樣,另一面印著“我選擇塑料”。“我把它們帶到食品雜貨店,分發給排隊結賬的人。這真像黑市交易。他們東張西望一下,像在問別人:‘我們能被允許用這東西嗎?’”
威廉斯的抵制運動完全是個人自發性質,更多抵制禁塑令的組織,如“把禁令放進袋子”、“美國進步塑料袋聯盟”等,幕后多多少少都有塑料袋制造企業的贊助。應對關于禁塑的討論,這些企業當然也沒閑著。像“美國化學協會”這樣的游說團體,不僅宣傳廣告做的足,還積極打官司、資助抵制禁塑令的公投、贊助旨在推翻已有地方性禁塑令的請愿行動。
這一方宣傳的主要論點是:一次性塑料袋比紙袋更環保,因為后者更重、生產運輸需要消耗更多資源,在垃圾掩埋場中占據更多空間;可重復利用的布袋等,則不安全也“不愛國”,因為可能滋生細菌,而且不少是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生產,有損本國制造業工人的利益。另外,對塑料袋強制性征收任何額外費用,例如美國首都華盛頓2010年出臺的每個袋加收5美分政策,最終受損的是窮人。他們還宣稱,理論上,塑料袋完全可以循環利用。
在反方聽起來,這些論據完全站不住腳。比如,紙袋雖然消耗木材,卻遠比塑料袋容易降解,后者完全自然降解需要1000年之久。至于“理論上可回收利用”,至少在美國大城市代表紐約,現有的便利回收系統仍無法處理塑料薄膜,商店的塑料袋回收項目也運行得不太成功。即使按照塑料袋制造行業的樂觀估計,也僅有15%的塑料袋被回收利用,而環保組織的估計,這個比例則低于5%。
“美國進步塑料袋聯盟”主席馬克·丹尼爾斯也是世界塑料袋制造龍頭企業Novelex的一名高管。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們“綁架”了塑料袋議題,夸大了塑料袋對環境的危害。他還強調,Novolex最近花了3000萬美元,在印第安納州蓋了家新工廠,專門用于回收利用塑料袋,另外還向沃爾瑪等超市贈送教育光碟,呼吁裝袋時“6個一裝”而非“4個一裝”,以節省塑料袋的使用。
【全禁難,先收費?】
紐約市衛生專員凱瑟琳·加西亞說,要減少塑料袋使用,需要“胡蘿卜加大棒”。“胡蘿卜”指加大宣傳攻勢,包括和市政廳合作,向市民們發放印有紐約市綠色運動吉祥物“小鳥博蒂”的環保袋。“偶爾,要讓每個人開始改變,我們需要點別的東西,”她說。紐約市每年花費1000萬美元處理市民丟棄的一次性包裝袋,包括紙袋和塑料袋,而雇清潔工撿拾街上廢棄包裝袋的費用遠不止于此。
向來以革新意識為傲的紐約市,在這個問題上落后于其他城市和國家。早在2008年,中國就禁止所有商品零售場所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同一年,時任紐約市長布隆伯格提出,每個食品專用塑料袋加收6美分的建議,結果不了了之。目前,紐約市議會有幾名議員在推動“每袋收費10美分”的政策建議,但要落實到立法還有不少路要走。
珍妮·羅默是一名來自加州的律師,曾積極推動舊金山出臺限塑令,因此成了美國知名的“限塑令專家”。三年前羅默搬到紐約,希望為這個城市的限塑運動做貢獻。她贊成加收10美分的方案。“如果全面禁止,傳達的信息是‘你再也不能擁有這樣東西’。但如果是收費,消費者可以做一個選擇,‘花這個錢去買這個袋子值得嗎?’”
自從2002年開始每個塑料袋加收15歐分,愛爾蘭的塑料袋使用量下降了94%。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分析說,“收費”效果如此卓著的部分原因,是“塑料袋變成一個社會輿論上難以接受的東西,就像穿裘皮大衣或遛狗時不收拾干凈狗的排泄物一樣”。
如果紐約人現在就下定決心,也許十年后,禁塑令也許就像今天的禁煙令一樣理所當然。(沈敏)(新華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