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 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

人民網北京11月3日電 “宏觀調控創新”研討會10月20日在國家行政學院舉行。國務院有關部門、有關地方政府領導及部門負責人、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家學者代表、地方行政學院代表、民營企業代表等圍繞會議主題，積極為進一步搞好宏觀調控、做好經濟工作建言獻策。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作題為《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要有新思路》的演講。李揚說，在危機前20余年的全球經濟“大穩定”時期，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相對緩慢，宏觀調控的實踐也比較穩定。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情況有了較大變化。值此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新時期，對近年來國內外宏觀調控的理論和實踐做些總結，確有必要。

李揚表示，對于宏觀調控來說，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至關重要。如所周知，宏觀調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風向而動”。但是，在具體的調控操作過程中，我們首先需要判定“風”的性質：它從哪兒刮來，特征是什么，強度如何，變化趨勢怎樣，可持續性如何等等，首先需要搞清楚。概括說來，經濟波動可能有三種情況，一是短期沖擊，二是周期性變化，三是長期趨勢變化。

李揚說，在我看來，本輪全球危機就是一種長期趨勢發生變化的長期經濟波動。中國目前面對的也是一種趨勢轉變的狀況。因此，我們的宏觀調控，也應考慮采取比較明確、比較劇烈的措施。

演講全文如下：

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要有新思路

李揚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2015年10月20日）

在危機前20余年的全球經濟“大穩定”時期，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相對緩慢，宏觀調控的實踐也比較穩定。格局也比較簡單。以美聯儲為例，在格林斯潘主事的長達19年的時間內，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能事似乎就只是加息或減息，即便在2002年“9.11”恐怖襲擊的非常時期，格林斯潘也只是啟動了備用支付清算系統。這一舉措固然突出了支付清算功能對于貨幣政策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重要性，但顯然沒有對金融宏觀調控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產生多大的推動作用。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情況有了較大變化。當然，仔細分析，理論層面的變化仍然不多，但實踐層面的新事物卻層出不窮。在這方面，發達經濟體有一些新做法，中國的也有很多新思路。值此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新時期，對近年來國內外宏觀調控的理論和實踐做些總結，確有必要。

第一，有效宏觀調控的前提：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

對于宏觀調控來說，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至關重要。如所周知，宏觀調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風向而動”。但是，在具體的調控操作過程中，我們首先需要判定“風”的性質：它從哪兒刮來，特征是什么，強度如何，變化趨勢怎樣，可持續性如何等等，首先需要搞清楚。概括說來，經濟波動可能有三種情況，一是短期沖擊，二是周期性變化，三是長期趨勢變化。

倘若判定經濟波動源于短期沖擊，如石油和（或）大宗產品價格暴漲暴跌，宏觀政策應遵循“不過度反應”的準則。這是因為，從政策效果上說，宏觀政策不可能對解決當下的經濟波動產生多大的作用，但將對今后（明年甚至后年）的經濟運行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如果沖擊是短期的和局部性的，采取劇烈的反應不僅于解決當前問題無濟于事，而且會給今后的政策造成障礙。所以，宏觀當局應當謹慎行事。

如果判斷經濟波動源于周期性變化，那就應當采取應對周期性的調控措施。所謂周期性，系指經濟波動具有循環往復的性狀，即經濟有升有降，而且周而復始。設法“熨平”周期，是針對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的要義。確定增長率、物價、就業等宏觀調控主要指標的“合意水平”，并采取各類調控手段使上述變量保持穩定，是應對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基本格局。在操作上，實施“單一規則”，即確定貨幣供給等宏觀調控變量的某一穩定水平，無論經濟如何波動也不輕易改變，是一種格局；實施“相機抉擇”，即靈活、即時地應經濟波動實施反向調控，則是另一種格局。近年來，多數國家的宏觀調控當局選擇使用單一規則來作為“熨平”周期波動的主要政策工具。

如果認定經濟的波動呈現出某種長期趨勢，使得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資源利用能力長期偏離其目前的均衡位置，并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均衡位置，宏觀調控應當采取比較劇烈的手段。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迅速、大規模地對某一不合意的狀況給予干預并盡可能予以扭轉，另一方面，則是讓社會公眾迅速產生新的預期并適應新的格局，形成調控當局所希望的一致行動。

在我看來，本輪全球危機就是一種長期趨勢發生變化的長期經濟波動。我們看到，正是認識到這一點，美聯儲在2008年便斷定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機，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存在長期產出缺口。認識及此，美聯儲立刻就把其宏觀政策做到極致：利率水平一下子降到百分之零到零點二五，貨幣供給量也幾乎放到無限。在一定程度上，美國經濟恢復在發達經濟體中領先，與他們這種宏觀調控決策密切相關。我認為，美國此次的調控實踐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覺得，中國目前面對的也是一種趨勢轉變的狀況。因此，我們的宏觀調控，也應考慮采取比較明確、比較劇烈的措施，像目前這樣“猶抱琵笆半遮面”，不把問題說清楚，而且，各種調控措施一點一點向外“擠”，形不成穩定預期，可能事倍功半。

第二，關于價格調控和數量調控

在中國，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價格”調控手段優于“數量”調控手段。大家都認為，價格調控手段是市場化的、是先進的；而數量調控手段是非市場化的、是落后的，因而是需要改革的。我認為，這誤讀了價格和數量的關系，誤讀了市場調控和非市場調控的關系。我們必須清楚：在市場經濟的正常狀態下，量、價反向變化，是一種常態。舉例來說，在市場經濟國家中，若要將利率水平向下調整，其具體的路徑，就是由貨幣當局在市場上不斷購買有價證券（通常是無風險的國債），并通過這個渠道增加市場上的貨幣和信用供給。在需求不變的條件下，供給增加，必然引起價格（利率）下降，如此反復施為，市場利率將逐漸被“逼”到“理想”的政策水平，當局的市場購買行動便可停止，一項利率調整的政策便告完成。應當說，在我們這里，量價之間并無必然聯系，因此，利率手段的運用，在多數情況下并不伴隨量的變化。這樣，我們的政策利率的變化，并沒有造成資金供求關系的相應變化，因而那些不受管制的市場中的利率走勢就可能就與政策利率不一致，于是會進一步產生套利行為，進而弱化價格調控的效力。揭示市場經濟中量、價調控的具體實施過程，我們便可知曉，無論是數量調控還是價格調控，都有市場化和非市場化之分。也就是說，利率手段固然可以被市場化使用，但也是可能被高度行政化使用的。在歷史上，我國曾規定過百多種利率，那時，生產紅領巾適用一種利率，生產小學生作業本適用另一個利率，如此等等。你要說這種利率調控是市場化調控，那顯然是不顧事實的。反觀當下，我國的利率手段在很多情況下仍然被行政化、非市場化使用著。在我們這里，要調整利率，一般只是“宣布”一下，并不顧及與此對應的數量關系的變化。沒有數量變化相配合的價格調控，本質上只是一種再分配手段，而且，其價格調控的效力，當然也就大大下降了。

當然，我們也看到，在本輪危機中，價、量的調控手段在一定情況下可以分離使用，但那是在非常極端情況下發生的事。美國這次搞“量寬”，同時保持利率水平在零上不變，那是因為，經濟中已經出現了信用危機。在現實中，發生了貨幣供應很多，但是不能夠有效轉變為信用的情況。換言之，貨幣、信用、金融等等我們慣常混淆使用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由于通過正常的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使貨幣變成信用，貨幣當局只好實施量寬，即直接向市場放錢，籍此增加社會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