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準確判斷經濟波動的性質 加強宏觀政策國際協調

第三，關于宏觀調控目標

傳統上，宏觀調控有四大目標，即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從發展上看，這四大目標其實是逐漸提出并增加到政策清單中去的，而且，在實踐上，也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宏觀當局平均使用力量去全面追求四大目標同時實現。在現實中，促進就業和反通脹是多數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在有些國家的有些時候，調控當局特別是貨幣當局甚至就只追求物價穩定，并就此形成“通貨膨脹目標制”。然而，這還是體現在面上的目標。如果深入貨幣當局的宏觀調控具體實踐過程，就會發現，有個潛在的目標很重要，那就是勞動生產率。我們注意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做決策，并不單獨關注物價、工資率等等的變化，通常，他會將這些變化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相比較。如果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超過物價上漲，超過工資率上漲，那么他就認定經濟沒有問題，貨幣政策便保持不變。我以為，這里體現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即宏觀調控要密切結合實體經濟的狀況。在這里，勞動生產率代表了實體經濟的一些變化，而貨幣利率、物價水平的變化則發生在虛擬經濟層面。如此，只要這些虛擬經濟變量的變化沒有對實體經濟的變化產生抑制，經濟自身就沒有大問題，宏觀政策就不必有大的動作。

第四，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機制

傳統上，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靠的是“貨幣幻覺”來發揮作用。其傳導過程是：調控當局在保密狀態下制定一項調控政策并在某一天突然向社會宣布，而這項調控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于是，企業和居民的收入支出格局受到沖擊，他們的現金流狀況受到沖擊，人們因此強烈感覺到自己的經濟活動必須進行調整，如此，宏觀調控便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在理論和實踐上，貨幣幻覺這樣一種傳導機制很早就受到質疑，如今更不再被人提起。這種變化的理論原因，在于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這種理論認為，企業和市場完全可以理性地預測到調控當局的各種政策及其可能產生的沖擊，從而預先行動，使得調控政策“失靈”。在實踐上，這種變化是由市場一體化深入發展，是由于經濟不斷信息化導致的。如今，無論是貨幣市場還是資本市場，無論是債券市場還是信貸市場，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全球市場，所有市場都是密切關聯的，而且是平滑關聯的，任何一個市場中發生的變化都會即時地影響其他市場。尤其是，在互聯網經濟深入發展的情況下，信息幾乎可以即時獲得并傳導，市場平滑、均勻性已經大大深化。在這種條件下，企業和市場所獲得的信息不會少于宏觀調控當局，他們有關宏觀調控的手段、傳導、時機和目標等等的知識也與調控當局相仿，甚至超出。面對這種格局，宏觀調控的要義是“說實話”，以期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配合。也就是說，宏觀調控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是兩個關鍵要素。例如目前，美國正在我們眼前上演透明度這出戲。美聯儲早就宣布要加息，并公布了加息的理由，市場也早就根據這一預期進行了調整。到了開會議息之時，又可能有人舉出市場走勢的變化和若干指標來，說加息時機尚不成熟。如此等等，在近兩年的時間內，美國的調控當局同市場、同全球反反復復在博弈。在這樣的格局下，等到哪天美聯儲真正宣布加息了，其影響也沒有那么劇烈，因為所有的政策影響都已經產生，所有的調整也均已進行完畢。美聯儲的例證告訴我們，在市場化一體化、均勻化，在市場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情況下，調控者和被調控者之間的關系是合作博弈，他們之間反復“對話”，反復“協商”，最終共同實現調控。作為調控者，其功能首先是要引導社會預期，將之引導到調控者的理想方向上來，在信息化社會中，那就需要反復磋商，因而政策必須是透明的，政策必須是可信賴的。還舉美聯儲的例子，每一次開過議息會后，聯儲都會公布會議紀要和投票結果，明白地告訴市場，委員們有幾人支持加息，幾人反對，幾人棄權，支持的理由如何，反對的原因是什么，等等，所有這些均記錄在案。總之，所有可能決定宏觀調控政策發生變化的因素、結果，以及所依據的根據都交給市場，透明度和可信度是相當高的。反觀我們這里，宏觀調控似乎還是個保密工作，決策依據和決策過程等等，一律不對外公開。政策的調整也大都選擇周末宣布、甚至“半夜雞叫”。更有甚者，某些調控政策還只是在一定時間內，一定范圍內“傳達”，不對外公開。對此我們可以發問，經濟活動是全體企業和居民都參加的活動，調控政策是希望對全體企業和居民都產生作用，為什么不讓大家知道實情呢？如果大家不知道實情，又如何能“統一思想”并“認真貫徹”落實呢？我認為，已經到了互聯網時代，我們的宏觀調控決策機制也應與時俱進了。

第五，關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一個老故事，也就是說，在任何時期、任何條件下，兩者都要密切配合，這是因為，它們的操作對象都是貨幣資金，而且，在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存在著貨幣資金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應當說，對于這樣一個重要問題，近年來我們有所忽視，可以說，至少在宏觀調控的決策層面，這個問題并沒有被認真、系統地提出來。現在，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忽略兩者協調配合的狀況必須改變。

為了更好地塑造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有效配合的框架，我們首先必須分析經濟、財政和金融領域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化。

一個變化就是，現在我們整個的經濟活動都金融化了，或者類金融化了。這就是說，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中都滲透進了金融因素，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在用金融運行的機制在運作。財政活動的金融化現象也十分明顯。現在，一方面，財政支出越來越依靠發債來籌資，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國庫資金也日益采取金融運作來進行管理。事實上，去年關于預算法的爭論，焦點之一，就是財政、貨幣兩大當局在爭奪國庫現金的管理權。在國外，國庫現金管理早已形成制度，由于國庫現金大規模采用金融的辦法進行管理，很多國家的財政部事實上在發揮第二央行的功能。問題在于，無論我們是否認識到，巨額的財政收支事實上都在發揮貨幣政策功能。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倘若我們對此不查，宏觀調控的很多問題就會陷入盲目。

反過來說，金融看起來似乎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但是，所有的金融問題歸根結底又都是財政問題。這一點，在金融危機期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關鍵在于，金融部門出的所有問題，最終都需要使用或依托國家信用來解決，要靠國家的資財來“吸收”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即便像美國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國家，在危機深化到一定程度之時，也不得不采取國有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所謂金融系統的國有化，就是用財政政策來解決貨幣金融政策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問題，我們必須立即啟動研究。40余年前，我國金融學界的泰斗中國人民大學黃達教授寫過一本《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的書，其中有一章叫做“犬牙交錯的結合部”，描述的就是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貨幣資金關系。老實說，相比40年前，我們目前是倒退了。如今搞宏觀研究的，很少關注兩個部門的資金關系，也很少關注兩大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問題。當然，清醒的人還是有的。在危機之前，我國的主要任務還是反通脹，有一次在討論宏觀政策時，財政部有一位副部長說：近年來中央國庫現金日益增多，增加了央行基礎貨幣的供給，這意味著，財政政策無意間支持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應當說，這一表述有著相當深刻的洞察力。遺憾的是，這些年來，我們像這樣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和政策是太少了。

最后，我呼應一下朱部長關于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的論述。在全球化下，宏觀政策不再是一國的政策，任何國家的國內宏觀政策都有其外溢性，無非只是大小問題。毫無疑問，美國宏觀政策的外溢性最大，近來，中國宏觀政策外溢性也在逐步增大。這就使得宏觀調控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日益重要了。我認為，關于宏觀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有五個變量必須關注。第一是利率，因為現在資本流動越來越自由，跨境套利現象越來越多，對國內政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第二是匯率。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經濟中，匯率的重要性比過去提高了。我不主張實施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主張的浮動匯率，我認為，有管理的浮動貨幣制度應當是比較適合像中國這種新興經濟體的匯率模式。這樣，確定怎樣的制度，如何進行管理，就是一個學問。第三個變量是資本流動。這幾年，我們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國際資本流動的巨大影響，高達幾千億美元的資金跨境流入流出，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不可能不大。今年，我們的出口和進口雙降，但是，由于進口下降更快，順差反而增大了。這種狀況就很棘手。如何管理好，是新形勢對我們提出的挑戰。第四個變量就是貨物與勞務的貿易。剛剛大家都說到，全球貿易增長率已經連續三年低于GDP增長率，而且，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率低于全球平均的增長率，等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它表明，我們正經歷著“逆全球化”進程。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制定我們的對外貿易政策，無疑也是新挑戰。第五個就是國際收支。這個問題非常復雜，我認為，主要應當關注國際收支的平衡機制，而要全面、準確研究國際收支的平衡機制，就必須將諸如資本項目開放等等問題納入我們宏觀經濟政策總框架之中加以研究。

[ 本文系作者根據會議講話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