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對接中韓四項戰略 搭起深領域合作新平臺

從李克強總理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推動與韓國“創造型經濟”對接，其中極富大戰略意蘊。在歷史上，為什么有些大國能保持持續經濟增長和繁榮、實現崛起，而有些大國卻在高速增長之后驟然衰落？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中回答了“何以衰”的問題，提出：特殊利益集團為私利滿足于尋租與分利拒絕創新與變革，損害了社會公益及效率，最終國家由盛而衰；諾思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回答了“何以興”的問題：技術創新以及一套有效率的創新性制度安排是西方經濟持續增長乃至興起的關鍵之所在。面對全球新的貿易規則的創建，對中國而言，破除阻礙創新的利益集團在各個行業的壟斷是關系改革成敗、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家興盛的當務之急。2015年美國彭博社以研發經費、制造能力、高科技密集度、研究人員密集度、高等教育效率和專利活動等指標，對全球最富創新的50個國家排名，韓國位列榜首。因此，與韓國的諸項戰略對接以及參與中日韓FTA在內的多數高標準多邊貿易組織而帶來的壓力和挑戰并以此為動力推動中國國內改革和創新，這內中的戰略價值和現實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通過第三方市場推動國際產能合作。中方的財力資源、韓方的技術支持加上第三方國家的資源優勢可以實現互惠共贏，應當說兩國戰略合作的空間巨大。比如，中亞國家、及俄羅斯、蒙古等國資源豐富，與中韓兩國能源合作較多。但是在產業發展，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等領域，中韓兩國與上述國家間區域性合作的價值也非常大，然而受交通不便、基礎設施不足等因素影響，相互間缺乏合作。中韓企業聯合在資源和能源領域的開發可滿足共同需要，并增強抗風險能力。一旦這些戰略與中韓自貿協定（FTA）聯系起來，還完全可以通過包括信息通信、能源、海上運輸、地方合作、產業園等各領域的合作，攜手開拓第三方市場。中韓戰略的有效對接，如能最大限度靈活運用于中韓自貿區網絡，設定共同的目標，不僅利于實現兩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而且可以與周邊各國形成彼此雙贏的新的價值鏈。

中韓完全可以發揮各自優勢，積極拓展新興領域合作，以增強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后勁，比如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當今世界格局中，中國處于工業化中期，擁有世界中端的工業生產線和裝備制造水平。韓國處于較高水平，而亞歐大陸許多發展中國家尚處在工業化的初期。對中國而言，存量資產因此得到盤活，促進產業鏈邁向中高端；對韓國來說，意味著更多的出口與就業；對第三方市場則意味著獲得更高性價比的裝備與工業生產線，滿足自身工業化的需求。目前，亞洲許多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和推進工業化的需求很大，而中國很多裝備和產能質優價廉，綜合配套能力強。中國與韓國都有這種合作需求，一旦攜手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將會產生1 1 1>3的合作外溢效應，進而孕育出亞洲經濟增長的新亮點。

再則，推進對外開放與國內改革銜接進程。韓國實現其四項戰略也需要中國。韓國在多邊合作中可獲得中國在資金方面的支持，這對其戰略實施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外，鑒于朝鮮半島復雜的地緣政治生態，中國參與其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半島的政治軍事敏感性“脫敏”，使“歐亞倡議”的區域合作具有穩定預期。對中國來說，通過戰略對接，中韓經濟將走向深度融合，也有助于推進中國對外開放與內部改革銜接的進程。比如，中韓FTA簽訂后中國零關稅的產品將達到稅目的91%，進口額的85%，將促進中國對韓國出口的提升。而中韓FTA促進東亞生產網絡的深化的同時，生產的國際化也將帶動服務的國際化。一些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已開始創新高標準的全球貿易規則，而中韓之間就是一種“高水平、全面”的新型FTA，其自由化率較高，比如形成了包括電子商務等一些新規則，這有利于消除那些專屬于國家管轄、制約跨境貿易和服務轉移的法律和管制政策的行動。中國將來可能還不得不面對諸如TPP這樣標準更高的多邊自由貿易組織，也不得不審視類似像環境保護、市場開放、反對壟斷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這些中國經濟的軟肋，為此中國必須去啃這些改革的“硬骨頭”。這雖為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但其中很多規則顯然代表了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因而必須拿出像上世紀90年代應對WTO一樣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利益集團阻力，加快自身的改革。10多年的歷史證明加入WTO所付出的代價與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見，開放倒逼改革是中國經濟適應全球化的需要，如果建立中韓FTA甚至中日韓FTA能夠增加國內改革與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緊迫感，那么，中國不僅會增強應對貿易新規則壓力的實力，甚至有可能將這種壓力化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決自身改革問題的動力，這也實不失為一種意外獲得。一言蔽之，加快改革是應對未來局面的唯一方法，對外開放必須與國內推進和實施改革的過程同步。

還有一點，即拓展“一帶一路”戰略縱深。中國的“一帶一路”同韓國“歐亞倡議”均以提升區域、國家間的互聯互通為核心，都致力于將亞歐大陸各個次區域串聯起來，使之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極。韓國的“歐亞倡議”構想，旨在加強歐亞之間的經濟合作，擴大韓國的對外貿易。其中，“絲綢之路快車”是“歐亞倡議”的核心內容之一，指的是建立貫通朝鮮半島、俄羅斯、中國和中亞，直到歐洲的交通網絡和電力、煤氣、輸油管等能源網絡。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海陸兩條線將推動形成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大趨勢。“一帶一路”一頭是活躍的亞太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如果中韓兩國的這兩大構想實現整合，輻射區域將會覆蓋整個歐亞大陸。據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韓國參與“一帶一路”，將獲得大量投資機會。一方面，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與韓國相比屬于垂直分工狀態，沿線的運輸條件的改善，有利于吸收韓國的工業品，另一方面，沿線國家的農業條件優越，礦產資源豐富，韓國的投資開發可以增強其農產品和礦產品的出口能力，或者就地加工增值以后出口，實現互利雙贏的效果。“歐亞倡議”與“一帶一路”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一帶一路”中的基礎設施聯通、激活貿易投資等內容與“歐亞倡議”提出的“同一個大陸（加強物流、能源、經貿網絡）”建設方案相類似。“歐亞倡議”和“一帶一路”的對接合作可以在IT、環保等新成長領域擴大韓國的對華投資。“一帶一路”戰略是深植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厚土，又面向完全不同于歷史的全球政治時代而提出的關系中國崛起與否的大戰略。任何國家的興盛都可以說是“興也地緣，衰也地緣”，一國的地理屬性直接關系到國家興衰命運。這一觀點也是以500多年來全球海洋時代成就了諸多的海洋帝國如葡萄牙、荷蘭、英國，也導致了如奧斯曼、清朝等許多內陸帝國的衰落作為有力注腳的。擁有遼闊幅員又有漫長海岸線的地理特征決定了中國必須兼為海洋和大陸強國，“一帶一路”戰略就是在這樣的地理和文化的內在要求下應運而生，即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一個以周邊國家為核點、以東亞地區為重心、進而輻射“帶”和“路”鄰近國家的全球經濟戰略。對中國來說，“一帶一路”以向西和向南發展為主，但東北亞地區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部分，通過與韓國戰略對接的深度合作可以將“一帶一路”拓展到東北亞方向，尤其韓國參與“一帶一路”也可能帶動朝鮮和日本加入，從而實現“一帶一路”戰略東部終端在東北亞地區的合攏，打開“一帶一路”的戰略縱深。（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創新中心研究員朱寧）